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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程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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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程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成方案,详细商计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香港口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亲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成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捐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织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甲赛程,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雍正皇帝只凭明秀的几句话,便免去了今年的选秀女,又把宫中的老宫女也全都放回家中。可是,他来到太后宫里,却遇上了难事。依着雍正的性情,他现在当着皇帝,他所有的亲人们都最好不要给他惹事,安安生生地过你们的日子,享你们的清福不就结了,为什么还要给朕找麻烦呢?可天下的事情哪能这么单纯?谁家又能挂上“无事牌”?这不,他刚处理完开放宫女的事情来到太后宫里,可就碰上家务事儿了。原来,这里有两个女人正在等着他呢。

  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这两个人,都是与皇上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人。一个,是雍正皇上的亲女儿四格格洁明;另一个却是皇上的老姑姑十七皇姑,她们都是来向太后求情,求太后替她们说话的。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雍正进来时就看见她们了,现在一听她们的诉说,这才明白。哦,原来女儿是因为对父皇给她指的女婿不满意,十六姑却是想把她的儿子从前线调回来。雍正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些话,他想把她们俩全都驳回去,可又一转念,不行,这是在母后面前啊。她们所以选了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来说事。不就是想让老太后帮助说话吗?驳了她们事小,驳了母后的面子,可就不好说清了。但他又觉得自己毕竟是皇帝,自己说过了的话是不允许别人不遵从的。对眼前的这两件事,看来只好用大道理来说服她们,希望她们能以大局为重,成全他这个皇帝。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他正想着哪,太后说话了:“皇上,你十七姑的事,我瞧着也怪可怜的。她的驸马和大儿子都死在前线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儿子,又得去打仗,要有个闪失,可怎么得了?要是能办,你就给她办了吧。我盘算着,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皇上,你说呢?”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母后发了话,雍正再不同意就是失礼了:“母亲说得对,这件事就交给儿子去办吧。不过,十七姑,我得把话说到前头。让你的儿子不上前线可以,要是把他抽回到北京来,可不大好办。你得给朕也留点脸面,体谅一下朕的难处。朕刚下了旨意说,凡是该着上前线的,一个也不能留下不去。你想啊,要是都想留下,那这个仗还怎么打?你的儿子想回来,朕如果答应了,别人要是也闹着要回来,可叫朕怎么办?所以,朕现在只能答应你,回去就给年羹尧打招呼,让他关照点你的儿子就行了。十七姑,你看这样行吗?”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十七皇姑的脸拉下来了。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心想你是皇帝啊,你叫谁回来,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可你却和我打官腔,好好好,真不愧你这冷面王的绰号,我算是找错门了!她抽泣着说:“皇上,我今天可算认识你了。好吧,既然你不管,我就再求别人去,我不信,就不能把儿子要回来。”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雍正一听这话,也生气了:“十七姑,你不要见怪,谁叫我们是天家呢,谁叫你侄儿是皇上呢。这件事,朕已下了旨意,恐怕你就是找谁,他也不敢答应你。”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是吗,我的皇帝,那你就别操心了,十七姑谢谢你这位好侄儿。太后,我可是要跪安了。”说完她也不等皇上再说话,就昂起头来走了。太后看着这情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对十七姑雍正没法硬来,可是,他正在气头上,对女儿可就不客气了:“你的事就不要再说了吧。婚姻大事,是父母说了算的。你是天家骨肉,就更应该懂道理。既然许配了人家,现在闹着要悔婚,成何体统呢?你夫婿的事朕都知道。但朕既为皇上,就不能出尔反尔,既然应下了婚事,你就得嫁过去。今天朕在太后面前把话和你说死了,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好好想想吧。”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洁明的未婚夫婿叫哈庆生,简直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他不但到处沾花惹草,还常常招男妓,养娈童。把女儿嫁到哈家,等于是把她推入了火坑。女儿已在奶奶老太后这里哭诉了半天了,她原想告诉父皇一下,这件事就可以一了百了的。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得到的竟是这样不通情理的答复。洁明的希望破灭了,她回过身来向太后行了个礼,就飞也似地哭着跑了。雍正皇帝看着她跑出去的身影,却仍然是一副冷冰冰地样子,连一句像样的安慰话都不肯说出来。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刚才放秀女出宫给太后带来的喜悦,早就烟消云外了。她歪倒在大炕上,一个劲地喘,一直在咯痰,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雍正凑近母后身边,一边小心翼翼地为母后捶背,一边谨慎地说:“母亲,你老不要生气,儿子也是不得不这样啊。规矩都是儿子定的,儿子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可怎么服众啊!皇阿玛要在,他也会同意儿子这样做的。请老人家能体察儿子当皇帝的难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太后勉力坐起来说:“你去吧,外面的事情还多呢,不要再多说了。我是你的母后,我不给你撑腰,谁还来管你呢?你一向是冷面冷心的人,这我早就知道了。对外人要冷,可对自己的亲人,还是要体贴的。尤其是你的几个兄弟,他们可都在看着你呢。他们就是有什么不是,你得放手处且放手,不可太计较了。你能这样,我就是现在就死,也可以安心了。”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雍正趴在母后炕头流着眼泪说道:“母后的话,儿子永记心头。请母亲放心,只要兄弟们能让我过得去,我就绝不会亏待了他们。”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雍正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了,他也把更多的牵挂留给了太后。今天放走秀女,放走老宫女给皇帝带来的欢快,也随着这场家务事被冲淡了。走在回乾清宫的路上,他的心头又压上了重重的石块,他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了……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回到养心殿,今科主考李绂,和前科的杨名时已经在这里等候觐见了。杨名时即将到贵州去上任,而李绂也放了湖广巡抚,虽然是“署理”,但也成了封疆大吏。雍正现在没有了和他们谈话的心情,只是告诉他们,到任后要勤写奏折,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琐碎,也不要怕得罪人,便让他们走了。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李绂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中并不富裕。眼下他的俸禄,也不过是每年一百四十两银子。这点银子,对穷家小户还算是个大数目,可他李绂是当官的呀,当官就有当官的作派和应酬,钱少了是不够的。偏偏这李绂生性清高,自命不凡,寻常的人想巴结,你还真巴结不上。时间一长,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他这里可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不过,李绂自己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好,有圣眷在,别的都用不着操心。想当初,他和田文镜一同进京赶考,几乎丢了性命,不就是帮了当年的皇子,如今的皇上的光嘛。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李绂自认为是个多才多智的人,常常会想出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主意来。人们还都不知道,他和张廷玉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呢。那年他和田文镜进京时,借住在一座庙里,赶巧了,张廷玉正在这里为他暴死的儿子设祭。其实这事和李绂一点瓜葛也没有,可李绂和田文镜一样,硬是在不能进步处得到进步。张廷王的三儿子,名叫张士平。那年他和父亲一起到金陵去玩,爱上了一个青楼名妓。张士平化钱为她赎身,并悄悄地把她藏在船上,哪知却被张廷玉查了出来。张士平被父亲狠狠地抽了四十皮鞭,回到京城,就伤势发作一命呜呼了。张廷玉的母亲最疼爱的也是这个孙儿,要亲自到庙里设祭。李绂打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篇祭文,到张士平的棺前哭祭。哭的那个惨哪!谁见了这场面,也得陪着掉眼泪。张廷玉后来把他叫过来一同,哦,原来这个年轻人竟是儿子的生前学友,是今科进京赴考的!想想死去了的张士平,张廷玉还没说话哪,老太太先就喜欢上这个叫李绂的小伙子了。后来,李绂被老太大安排在家庙里读书,才成就了他今日的功名。李绂知道自己在皇上眼里,是有特别分量的。他既是正宗的科举出身,又是张廷玉的“世侄”,连张廷璐都办不好的事,在他手里办得如此漂亮,还能不受到重用吗?至于他根本就不认识张士平,那只有田文镜一人知道。他清楚,田文镜现在比谁都忙,他才顾不上这事呢。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李绂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家里的。可是,刚走到门口,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闹蒙了。他连忙问守门的长随:“怎么了,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那长随也是个极有眼力的人,一边向里面高喊一声:“中丞爷回来了!”一边上前打了个千说:“回中丞老爷,里面都是老爷新取的门生,他们听说老爷荣升抚台,都要来贺喜,奴才说老爷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他们就都在候着老爷,说什么也不肯离去。”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这边还正在说着哪,里面已经拥出十几个人来,一个个不由分说,纳头便拜,请安的,问好的,道喜的,“中丞”、“抚军”、“部院”、“抚宪”,叫得一片声响,也叫得李绂心花怒放。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李绂心里高兴,嘴上却说:“起来,起来,这是干什么呢?今科的榜还没有发,你们就来拜座师,这不大好嘛。再说,我也只是被圣上委任作湖广的‘代署巡抚’,不是正职,现在就受你们的大礼,倒叫我无以自容了。都请起吧,咱们到屋里去说话。”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今天来的人有十好几位,都是李绂这一科的门生。有几个还是出身名门大家的。比如,那个叫王文韶的就和当年太子的师傅王掞有亲,而尹继善又是大学士尹泰的儿子。李绂突然想起,在考场里还见到一个叫刘墨林的举子,很是诙谐有趣,字也写得好。便问:“那个叫刘墨林的来了没有?”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同来的举子们连忙回答说:“回恩师,刘墨林最爱热闹,他是一定要来的。不过现在却来不了。”

  ②“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嗯,为什么?”

  ③毛泽东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4日。

  在场的人互相看了一眼,又都同声大笑:“老师您不知道,这个刘墨林是位棋迷,他正在和一个老和尚下棋哪!他要我们先向老师禀报一声,说赢了这盘棋、给老师送点见面礼,也给大伙挣几个酒钱。”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哦,这么有把握?那我们就只好拭目以待了。啊,哈哈哈哈!”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这里正在笑谈,只听门口也是一声长笑,一个青年人闯了进来:“好啊,这里可真热闹啊!请老师恕罪,门生刘墨林来得晚了一些,不过还真让我得了彩头。”说着打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两绽金子来,惊得众人无不张口结舌。刘墨林却兴奋地说,“托老师的福,门生今日得了一注外财,正好拿来孝敬老师……不不不,老师您先别生气,门生我看着您拉长了脸,就心里害怕。我知道,您老是从来不取身外之物的,可这些银子取了却并不伤廉。今日和我对奕的是从南京来的一位叫梦党的大和尚,他夸下海口,一定要打遍京城里的高手,并且下了每盘百两的大赌注。好嘛,还真吓得人们不敢和他较量了。我怕他什么,他不就是年纪大了些嘛。果然,被我连战连胜,得了他的二百两银子。今天我拿出二十两来,给大家办桌酒席,三十两我留着交房饭钱,其余的一百五十两全部献出来,敬谢老师栽培之恩。”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李绂忙说:“哎哎哎,这可不行。且不说,你们是否能取中还尚在两可,就是全都高中了,也是你们十年寒窗,三场苦战得来的。你们大概都听说过,我平生从不要一分外财。刘墨林和诸位这番心意,我愧领了。今天大家高兴,我也跟着你们扰墨林一次酒,权当作同喜共庆,仅此而已,别的就不要再说了。”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刘墨林感叹万干地说:“老师这话真让人感动,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不爱财的人呢。你们都看我手面大,化钱化得也痛快,大概有人还以为我家里不定有多少银子呢。说来惭愧,我不过是个靠卖字为生的穷措大,‘卖字刘’就是本人的绰号。要不是我看得开,想得透,早就见了阎王了。从康熙五十二年第一次赴考算起,我一共考过三场,可每次都名落孙山。第一次文章写得正顺溜呢,却偏偏拉起了肚子。我想,不行,功名事小,生命事大,得先保住命,就擅自从考场里逃了出来;第二次,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可偏在交卷前那天夜里,不小心打翻了油灯,把卷子弄得和包油条的纸一样,自然也就不想取中的事了;第三场我是铆足了劲,非要夺取头三名不可的。唉,哪知老天还是和我过不去,就在进场前三天,突然接到家书,说老父亲病故了!没法,只得向上边报个丁忧,老老实实地回家吧。大伙替我算算,三年一考,我连误三次,十年的光阴就这么白白地糟踏了啊!可我还是我,我照样乐呵,也照样来考。这次要是再取不中,我还照样地在街头卖字,当我的‘卖字刘’。但我却不能忘了咱们的老师!”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听了刘墨林的话,大家都感慨很多。李绂知道,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出身贫寒人家,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也都是自认为最有希望取中的。他们所以不等发榜就来拜见他这位老师,是出自对他的衷心感激。这一科的考试可真是不易啊!先是张廷璐他们卖了考题,杨名时闹了考场;接下来又是考生们被圈进考场不准出来,没吃没喝地受了几天罪;再接着,就是换考官,换考题,重新安排座位,重新答卷考试。好嘛,光这一通折腾,就让人没法忍受了。如今。他们终于考完了,出来了,而且自己觉得考的还不错。所以,不论取中与否,他们都得来谢谢主考大人,因为今科考试全凭的是真本事。从这里,李绂又连想到,这些人以后都将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都将是一方生民的父母官。可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也无论他们以后出将入相,做了多么大的官,见到李绂时,都要尊敬地叫他一声老师,也都要铭记他李绂对他们的恩情。他如果想要钱,那银子就会滚滚而来,永无枯竭之时!哦,现在他明白了,怪不得朝里稍有些身份的人,都削尖了脑袋想谋学差、当房官、当主考,敢情,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好处啊。

  ⑨应为20日。

  酒筵摆上,众人都纷纷给老师敬酒,李绂也陪着他们吃了不少。可是,他却从今晚的酒筵里悟出了道理,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当今皇上雍正,从表面上看,好像过于严厉,过于苛刻,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李绂才从中得到了好处。因为李绂的作为,正与皇上的想法一致。皇上不是要清吏治吗?李绂就一尘不染,不贪赃,不卖法,不收受任何贿赂,谁能说李绂不是个好臣子?皇上不是厌恶结党拉派吗,李绂就从来不与大臣们交往,连八王爷那里,他还敢目不邪视哪,何况别人?有了皇上的信任,又有了这些门生,他的前程正不可限量呢!

  ⑩指《光明日报》。

  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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