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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 编辑:德甲赛程 -

毛泽东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德甲赛程,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一九六二年十月,

  刚一开门,一股寒风就扑面吹了过来,激得李绂打了个寒战。他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身子还没暖热就遇上了这件大事,而且亲眼看到了朝廷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直隶总督,他感到了肩头的责任,也为能不能办好这次差使而充满了忧虑。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十六爷允禄来到廉亲王府时,已是戌时过了。太监头子何柱儿迎出府门,一边带着小苏拉太监们行礼请安,一边赔着笑脸说:“十六爷驾到了?里头八爷和众位王爷正在等着您哪!八爷说,今天定好了的要由十六爷主持议事,老爷子是定要来的,所以才叫奴才们在这里候着王爷的驾。”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允禄漫应了一声说:“哦,都是自家兄弟,你们八爷也忒讲究了。”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何柱儿忙说:“十六爷难得进府,八爷说,这边西花厅太小了点,恭请王爷到书房里去议事。”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来到门口,何柱儿又一声高喊:“庄王爷驾到!”正在房门前站着的大小太监、侍卫和阶前各位王爷们带来的亲兵护卫们,一齐跪倒磕头。允禩听见,也连忙从里边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九爷允禟。三兄弟揖让着走进房里,只觉得这里春意融融,非常暖和。原来东西两侧的屏风,全是用空心砖砌成的,烘烘地散发着热气。经心装饰的书房里空而不旷、错落有致。他赞了一声:“八哥,你这里可真是又气派,又舒服呀!”他朝四边瞟了一眼,只见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个个都戴着东珠朝冠,穿着滚龙绣罩的四团龙褂,外套着江牙海水朝袍,一脸的肃穆,正襟危坐在屏风前,看着这位刚刚进来的十六王爷。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允禩走上前来向大家说:“来来来,我为大家引见一下。这位,就是当今万岁驾前的主事亲王,我的十六弟。如今,怡亲王允祥身子欠安,毅亲王允礼虽然常常和大家见面,但他在古北口练兵,还没有赶回来。现在京城里里外外,就全靠着我这十六弟了。”他略一停顿,又从左首最年轻的那位王爷依次引见说,“这位是睿亲王都罗、东亲王永信、果亲王诚诺和简亲王勒布托。”四个亲王也连忙站起身来,与允禄见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允禄却没有允禩那样的热情,他恬淡而又不失礼节地说:“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过了的。其余三位,还是在康熙年间见过。但那时本王还是阿哥,格于国家体制,心里虽然亲近,可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这次各位进京,要朝觐皇上,商议旗务,还要在京城里逗留几天呢。回去时,万岁已下旨要我护送。你们在京城时,由我专职接待;以后到了盛京,你们可不能不尽尽地主之谊呀!”说完又左顾右盼地看着允禩这里的书画,品评着这个人画得好,那张字是赝品,他的话东拉西扯,让人摸不着头脑。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允禩可不想和他闲聊天,便说:“好了,好了,我们快点书归正传吧。”他清了一下嗓子说,“这次圣上要整顿旗务,是经过反复思虑后才定下来的,一定要整顿出个名堂来。既不能伤了旗人的身份体面,又要自力更生,作养出开国之初旗人们的大勇大智的风范。上三旗的旗主,从康熙年间已收归皇帝亲自管辖,下五旗的整顿就要靠今天在座的各位了。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的参领、佐领、牛录名单开列清楚,呈到了我这里。我大致上看了看,归属还算明白清爽。只是年代久了,各旗旗人中换旗、抬籍的不是少数,一时怕也难归原主。我们索性就以康熙六十年为限,重新统计。我这里有一式五份的册子,请大家按照这上边开的重新造册,归一统属,然后在京就地会议,布达圣意。我算了一下,在京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名。密云、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延庆这几个县里,可以拨出旗田二百万亩。旗人中,无论老幼,每人分四十亩旗田。从今年开始,五年内不动旗人的月例银子。五年后每年减少二成,以十年为期,旗人们要全部自食其力。我已经请示过皇上,皇上答应说,只要旗人们能够自立,可以永远不交赋税。实在是有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病废的旗人,经本主奏明,还可照样由国家养起来。”他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你们只要细细地算一下账就能明白,四十亩的出息,早就超过了现在旗人们的月例。大家要说服旗人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要体谅圣主朝廷爱养满洲的至诚。咱们关起门来说一句实在话,汉人们累死累活的,收那么一点粮食,得交多少税?纳多少捐?受多少层官吏的盘剥呀!就是汉人里头的缙绅,朝廷也在几个省里试行与百姓一体纳粮。我们满洲人的这个优遇,还不是因为我们姓‘满’,还不是老祖宗给我们挣来的功德?”允禩长篇大论,侃侃而谈,从庙堂高远,圣恩浩荡说到旗下生滋日繁、养尊处优的种种弊端。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才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完了。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在一旁静听的允禄不禁暗想:好,讲得多好啊,八哥真不愧是一把好手!只可惜,他和雍正之间生了嫌隙。早年间,假如不是那段兄弟阋墙的孽缘,现在当个安生的摄政王,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把允祥、允礼加到一块,也比不上他的这份才情啊!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王爷们说:“我原来也想好了要说几句的,可听八哥已经说得这么清楚,倒用不着我来说废话了。宗旨你们都听明白了,也就要按这个去办。有什么细务上不清楚的,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聊聊,我见到皇上时,也可以代奏。”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四个王爷谁也不肯先说话,大家一直在沉默着。简亲王勒布托是这群王爷中年纪最大的,今年已是七十挂零了。他早年曾参加过争战,也中过箭伤,至今左臂还有些发抖。看到大家都不张口,他可有点忍不住了。只见他猛抽了一袋旱烟,捋着雪白的胡子说:“整顿旗务的事,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应该说这是皇上的英明决策。镶蓝旗是我的旗下,如今看来,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别说北京,就是盛京那边,虽说有上千披甲人,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打过仗,有人连马都上不去了。让他们办差,就更是一个比一个的窝囊。一天到晚,就会养狗转茶馆,吹嘘祖宗的那些功劳。月例银子一到手,先下饭馆去解馋,不到半个月就把钱化光了,然后就四处去打秋风借债,有人甚至赖账吃喝。我每年的俸禄是三万银子,得拿出一半来打发这些狗才。要论起不争气来,他们真是让人恨得牙都直痒痒。可要是转念一想,他们的祖上又都对大清有功,你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所以,去年整顿旗务的诏书一传到我那里,我就头一个赞成,一万个的赞成!”他又点着一袋烟说,“可如今的情势已经不同于圣祖初年了,八王议政废了这么多年,连哪个王爷还算旗主都说不清了。镶黄、正黄和正白是皇上亲统的上三旗。十六爷既然管着内务府,自然是心中有数。可下五旗呢?每旗中五个参领二十个佐领和三百个牛录到底是谁,今天在座的谁能明明白白他说出来?不把这事撕掳清楚,责任就不明,谈整顿就是一句空话。比如,我的一个牛录在蔡珽那里当副将,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弁!朝廷的制度和八旗的规矩顶着牛哪,你说他们是谁管着谁?就是叫我来管,我要训话,是找这个牛录还是找那个参领?”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永信和诚诺更是同声附和,他们七嘴八舌他说着自己旗里的情形。说现在不少人作了官,可他们的上司又沦落为没有差使的闲散旗人,你想抓他们,根本就抓不着。一直没有说话的睿亲王都罗说:“如今有的包衣奴才都已经是起居八座的封疆大吏了,比如福建的方正明就是汉军绿营里的。可他的本主牛录瓦格达现在还是他营里的哨长,两个人根本不能见面。去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请求我给他抬籍。我说,我是个空筒子王爷,哪来的这么大的权力?我劝他花上几千两银子送给本主瓦格达,让他回家养老算了。”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勒布托被大家的附和闹得兴奋异常,他指着都罗说:“睿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座主王爷,顺治年间,老睿亲王多尔衮坏了事,他们就一蹶不振了七十多年。镶黄旗是康熙十二年统归了圣祖爷亲自管辖的。可都罗这位旗主呢?他管的又是哪一旗?真是让人莫明其妙!”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听着这些旗主们的牢骚,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禟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了。其实,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中,除了东亲王永信之外,其余的三位都不是他们的心腹。偏偏永信的旗营又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是最容易整顿的,号召起来也方便,这样一来,永信倒没有了发难的借口。自从雍正下旨要整顿旗务以来,为了串通王爷们要求恢复八王议政制度,老八、老九这哥俩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甚至还不惜重金,从广州聘请了两位英国传教士。一个送奉天的永信王府,另一个礼尊在八王府里教授英语。从此,他们便用英语互通书信。所以四王到京前,永信就用英语给老八写了密信说:“他们各位都有此意,但又害怕皇上势大,偷鸡不着反倒蚀了米”。现在听到王爷们都在发牢骚,这两个难兄难弟高兴得心里咚咚直跳,恨不得马上就实行那个“八王议政”制度才好。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老九允禟见允禄闭着眼睛似睡又醒的样子,对王爷们的话好像是听而不闻,他可真是着急了,就亲自出马,要给这局势再加上一把火:“你们说的这些,八爷和我有的知道,有的还是头一回听到。现在要说的是整顿旗务,而不是整顿政务。你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心有灵犀一点通,永信立刻就抢先说:“我看,这两个事情要一同进行,整顿旗务和整顿政务要一齐整才能整出个眉目来。这事由皇上亲自主持,上三旗和下五旗就全都包括进去了。再不然,请皇上暂时将上三旗放权给十六爷、八爷和九爷,这样,八旗的的‘事’和‘权’都有了正主,一同商量,也一同下令,这盘死磨不就推动了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允禩转脸间允禄:“十六弟,你觉得如何呢?”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允禄摇摇头说:“兄弟说不好,这样的大事恐怕得请示皇上。皇上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刷新吏治,掌握的是全局,是大政,他没法分心来过问旗政,更不要说让他亲自主持了。至于上三旗交给我们来管,这事关系着朝廷政体,我们怎么敢定?我想最好是让军机处、上书房里发了话,再由皇上定夺才好。”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永信一听这话就火了:“什么他妈的军机处?军机处能打仗吗?他们就知道玩心眼!青海一个罗布藏丹增,人马不过才八万,年羹尧花了八百万银子,用了二十多万兵力,还逃掉了元凶。我真弄不明白,是皇上汉化了,还是我们旗人真的成了酒囊饭袋?当时出兵时,我曾向皇上请旨说,请以我黑山镶红旗的三万人马,给我三百万饷银,扫不平青海割了我的头当夜壶!想不到皇上不冷不热的给了我一句‘其志可嘉’四个字,哼,他不置可否,太看不起我们旗人了!”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勒布托也来了劲儿:“说得对!皇上是太惯纵汉人了。年羹尧得胜还朝时,黄缰紫骝千乘万骑,文武百官十里相迎,连在京的王爷们也都得跟着舞拜。想当年,我跟着我们老爷子南征福建,白云岭上的那一仗,就灭敌二十万!有谁来迎接我们爷们一步呢?”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果亲王诚诺听到这里也附和说:“对对对,就是这话,汉人里头有几个是好东西?周培公在当年也曾号称名将,其实没有我们图海老将军,他屁事也干不成!”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永信见有了帮手,更是信口雌黄:“快别提那个周培公,他是个心术最坏的人!要不是他建议全数征集在京的旗人,我们八旗制度还乱不了呢。听我们家老爷子说,他是为了一个女人得了相思病死的。呸,下贱!”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允禩不动声色地看着这情景,在一旁加火添柴说:“王爷们,扯得太远了,那是大行皇帝的事嘛!现在再来说它还有何用?”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简亲王勒布托兴奋得摘了帽子,拿在手里挥舞着:“当时要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哪能留下这祸患?如今再重新整顿起来,何其困难!”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永信画龙点睛地说:“先帝爷那时要不废除八王议政制度,用人行政都出自旗人之手,旗政旗务也不至于糜烂到这等地步。”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勒布托刚要说话,诚诺拖着长腔说:“要依着我看,还是老祖先的制度好。皇上掌总,八王议政!当年我们入关时,总共才有十二万人马,可有了八王议政,人马就指挥得动,就能打胜仗。”他用手比划着,“我们横扫中原,横扫江南,横扫两广福建,天下虽大,谁又敢与我们抗衡!”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允禄听到有人已经明明白白地喊出了“八王议政”,他的心像被刺了一下似的,觉得浑身一颤,连忙喊了一声:“诸位,哎哎哎,我说诸位,请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嘛!”待众人停下话头来,他才不紧不慢地说:“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事说吧。皇上要我们整顿旗务,是有他的宗旨的。王爷们说皇上向着汉人,这话在康熙年间就有过。其实满人们血食庙堂,安享祖宗的余德,无论是先帝,还是当今皇上,都没有亏负满洲子弟的心。政务上有什么看法,我看还是等旗务整顿有了眉目后再提的好。比如刚才说到镶黄旗,原来是睿亲王管着,现在上三旗都由皇上亲自管,睿亲王怎么办?这是个事儿,我回去奏明皇上后,必定还有旨意。恢复八王议政,事关国体,既不是我们的差使,也不是我们职权内的事情。我看,还是不要说这些吧,你们说好吗?”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永信瞟了一眼允禄,干笑一声说:“没了八王议政,我们这些个旗主,连一个旗丁也指挥不动,怎么去着手整顿旗务?我真奇怪,当年圣祖东巡,常常带着当今皇上一块去的,嘘寒问暖地多么亲密无间啊!现在可好,咱们赶到北京办差,连个面都见不到了。请十六爷把我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回奏圣上。就说我们想念圣躬,也有些办差的难处,请皇上召见我们!”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一直坐在那里没有插言的都罗一笑说道:“我和各位的情形不同。我们老亲王含冤蒙垢有七十年了,如今又恢复了我的世职。我心里感念圣恩,也确实想见见皇上,说一说心里话,听听皇上的训诫。我想踏踏实实地办好差使,尽一尽我的本份。”他从怀里拿出一本奏折来说,“十六爷,这是我的条陈,请十六爷代我转呈给皇上。”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允禩已经见过这位睿亲王多次了,也和他谈过“八王议政”的事。可是,别看他年轻,心里的底儿却瓷石着哪!你一说到“八王议政”,他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来也不和这位八爷正面说事。可旗务整顿,又不能没有他参加。此刻,见他又是颂圣德,又是递条陈的,心里要多腻歪就有多腻歪。他也干笑着说:“啊,睿亲王不愧少年老成,您递的这个条陈一定会切中时弊的……”他正要顺着这意思继续挖苦睿亲王几句,却见门帘一挑,皇上的三阿哥弘时走了进来。他满脸庄重,也不行礼问好,说了声:“有旨意!”就站到了上首。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几位王爷连忙跪倒在地同声说:“奴才等恭聆圣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⑨同上。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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