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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程周恩来传,孔子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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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程周恩来传,孔子诞辰

  卫灵公并未捉到“逆子”,蒯瞆先是逃到了宋国,后又奔到了晋国,投靠了赵简子,与阳虎结为手足之好,为卫国内乱埋下了种子。有朝一日,蒯瞆势必在赵简子的大力支持下返卫夺取君权,这是后话。
  话说孔子师徒一行在蒲乡与公叔戌歃血订盟:此番离开卫国,不再返回帝丘。之后,公叔戌下令打开东门,让孔子师徒出城,并亲自送到东门外揖别。孔子师徒一行十数人离开蒲乡向陈国进发,行了大约有半天的路程,忽听后边有人高喊:“孔夫子请留步!”
  孔子心中一愣,莫非公叔戌听了他人唆使,又变了卦,前来追杀?但听那喊声,倒是挺亲切的,不像怀有恶意。子路、冉求、公良孺等几员虎将闻声也都警觉起来,虎目圆睁,右手紧紧握住剑的把柄,做好厮杀格斗的准备。孔子驻足往观,见一辆马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马车来到近前煞住,车上跳下一员彪形大汉,向孔子深施一礼说:“奉蘧伯玉大夫之命前来下书,请夫子一行返回帝丘!”大汉说着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孔子一封信。孔子接信看时,正是蘧伯玉大夫亲书。大意是说,宫廷之波业已平息,由史鱼大夫尸谏,卫灵公降削了弥子瑕之职,蔬远了这个不学无术的小白脸。卫灵公说,前次没有重用夫子,都因听了弥子瑕的谗言,是他的过失,很是痛心。信中蘧伯玉要求孔子“念往日手足之情,重返帝丘,共谋大业,一展夫子宏图!”孔子读完了信,深受感动,眼圈湿润,为“展宏图”,下令弟子们返回帝丘。
  原来蘧伯玉接受孔子的建议,以外出视察为名,暂避宫廷内乱。他听到蒯瞆逃宋,风波平息的消息之后,星夜赶回,面奏灵公,然后派三路信使分头追寻。
  子贡说:“夫子已与公叔戌订盟,发誓不回卫都。如今回去,岂不是背信弃义吗?”
  颜回反驳说:“赐兄此言差矣,公叔戌犯上作乱,是为不仁;迫使夫子订盟,是为不义。背弃这不仁不义之盟,有何不好?”
  “回之言极是,不仁不义之盟理当背弃,神灵决无怪罪为师之理!”
  卫灵公率领文武百官摆驾郊迎孔子,这是只有迎接诸侯才用的隆重礼节。孔子老远就下了车,正衣冠,掸灰尘,率领弟子们拜伏在地说:“孔丘何德何能,敢劳国君郊迎!”
  矮矮胖胖的卫灵公急忙“滚”上前去,双手扶起孔子说:“简慢了大贤乃寡人之过也!”然后回头吩咐内侍:“设盛宴,寡人与夫子洗尘……”
  为欢迎孔子重返卫都,灵公举行了盛大的国宴。
  孔子师徒这一次返回卫都,住在蘧伯玉家里。从卫宫回来,弟子们自有一番祝贺。子贡说:“夫子之才终有用武之地,实在是可喜可贺!”
  “是呀,”孔子十分激动地说,“为人臣者,最大的苦恼莫过于不遇明君。如今卫君如此敬重于我,我等当奋发有为,以报知遇之恩!”
  蘧伯玉写信邀请孔子返卫时,心情迫切,言词激切,所以一下便打动了孔子。然而他对卫国,对灵公并不抱多大幻想,“一展夫子宏图”,谈何容易呀!在这欢呼喜悦的时刻,他就在担心将来会怎样对不起这位老朋友,使他失望,贻误了他的业绩与前程,他是最了解自己的国君,也是最了解这位老朋友的呀!所以当孔子师徒兴奋异常,乃至有点亢奋时,他却坐在一边默默不语。
  大凡过分拘泥于礼的人,往往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卫灵公郊迎孔子,又盛设国宴为之洗尘,便使孔子受宠若惊,决心肝脑涂地以报灵公知遇之恩,所以当灵公问孔子可否兴兵伐蒲时,孔子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公叔戌乃卫之大患,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
  卫灵公点点头说:“或曰,蒲乃卫防御晋、楚之屏障,出兵伐蒲,自毁屏障也。”
  “启奏国君,”孔子说,“为国为君,蒲之男有捐躯之志,蒲之女有卫家之心,皆不愿随贼叛乱。讨伐逆贼,唤起男女,乃加固屏障也!”
  “唔,唔,夫子言之有理!……”
  卫灵公倒是常召孔子进宫,但除开始问过伐蒲之事,并毫无下文外,很少谈及国政。孔子毕竟是客居异国,不能像对鲁君那样犯颜直谏。忽一日,灵公很客气地对孔子说:“寡人欲借重夫子,又患夫子为事务缠身,寡人不得随时请教。朝中现缺两员师士,寡人欲借重夫子的两位门生,想夫子不会推辞。”
  孔子说:“孔丘并非饱学之士,弟子亦皆才疏学浅,恐难胜任。”
  “夫子何必过谦。”灵公说,“夫子门生,皆忠义饱学之士,寡人只恨不能尽用其才耳。”
  从此,子路、子贡、子羔等便在卫国做官了。
  冬去春来,岁月蹉跎,孔子在卫国的境遇终未改变,卫灵公对他一直是敬而不用,他依然作为客卿,拿着两千石的俸粟,整日陪灵公聊天,解闷,狩猎,出游。原来,祭父母者,并非为了父母,而是自己为了博得一个“孝”名;敬天地者,并非为了鬼神,而是为了天地赐福与他。直到这时,孔子才恍然大悟,卫灵公郊迎,盛设国宴为之洗尘,并非为了敬慕他,而是为了弄一个“敬贤”之名,以欺骗国人。自己不过是做了卫灵公的化妆师,给他脸上贴着“思贤”、“爱贤”之金。或者说做了一块招牌,正在给卫灵公装璜和炫耀门面。敬而不用,沽名钓誉而已,于是孔子萌发了离去的念头。
  盛夏的一个上午,空气潮湿,天气闷热,树梢一动不动,天地之间没有一丝风,人坐在屋子里就像装在蒸笼里,孔子一人独坐在室内无所事事,他想读书,但读不下去,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已经凝滞,不再流动,令人窒息、憋闷;他顺手拿过身边的石磬击了起来,他要发泄一腔闷气,让石磬之声搅动这凝滞的空气,搅起一丝风,一点生气和活力。石磬的音色原是浑厚、雄壮的,然而孔子此时所击出的声音却是深沉、郁闷的。恰在这时,有一个挑草筐的汉子从门前经过。他闻听室内的磬声不同凡响,便放下担子驻足谛听。等到一曲终了之后,挑草筐的人叹息着说:“有心思呀,此击磬之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评论说:“从抑而不扬之声听来,击磬者见识狭小而鄙俗。他仿佛在埋怨无人了解自己,无人了解便独善其身,何必哀怨?犹如过河,水深则脱衣而过,水浅则提裳而涉。”
  挑草筐的人虽是自言自语,但声音却很大,仿佛有意在规劝室内的击磬者。一墙之隔,这话孔子听得真真切切,不禁脱口叹道:“很坚决呀,无法说服于他!”他仿佛是在说给墙外那挑筐者听,但更多的却是在评价自己。他的确是很固执,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观点。
  转眼来到了秋天,天高云淡,北雁南飞。秋天是一个醉汉,他四肢无力,浑身疲惫,步履蹒跚,语言支吾,满嘴梦呓,令人生厌,连他走过之后所留下的那行歪歪斜斜的脚印,都让人心烦。秋天是一个病妇,她面黄肌瘦,这是枯萎的大地和浮动的残云;她一阵阵呻吟,不断地哀号,这是凄厉的秋风和悲泣的虫鸣;她浑身瑟瑟发抖,连一层层的老皮也被抖了下来,这是摇晃的枯枝和飘落的败叶。
  公元前496年夏历八月廿七日,一大早孔子便带领弟子们到帝丘郊外一片树林去漫游。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它虽像一个圆圆的大火球,但却十分苍凉,像一个尚未睡醒的老叟,揉着惺忪的眼睛,挪动着艰难的步履。秋风萧瑟,秋叶飘飞,一群群乌鸦集聚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呱呱地叫着,令人不寒而栗。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踏在上边仿佛踏着逝去的生命,流失的年华。前边来到一个奇异的地方:中间是一棵苍老的柏树,树干高可数丈,粗三、四抱;树皮粗糙如鳞,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老人的脸,记载着也在叙说着历史的风风雨雨;仰望树冠,枝杈多已枯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片绿叶在告诉人们,它还活着。这株老柏树方圆数十步,一律是年轻或年幼的柏树,无一株杂树。这些年轻或年幼的柏树,或粗或细,或高或矮,但一律是枝叶繁茂,蓊郁苍翠,树干挺拔,勃勃向上,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孔子来到老柏树下站住,仰望着树冠,抚摸着树干,心中百感交集。多么高大、粗壮的柏树呀,它巍然屹立,直刺蓝天,在这片并不算古老的树林里,它堪称为鹤立鸡群,超凡脱俗。它本该充做庙宇、殿堂的栋梁,但却因生不逢时,或不遇明主而默默地枯老在这荒郊野坡里,等待着死亡、腐烂,化为灰烬,这是多么可惜呀,它又是多么不幸和悲哀呀!孔子围绕着这棵老柏树踱步,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心似刀绞,两颗晶莹的老泪在眼眶里团团转。然而,当他把视野放开,望着那无数株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年轻和年幼的柏树时,不觉脸上的肌肉松弛,眼眶中的泪水消失,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和欣慰!毫无疑问,这无数株年轻或年幼的柏树,俱都是这株即将枯死的老柏树的子孙和弟子,是老柏树孳生了它们,繁衍了它们,滋养了它们,使它们得以争风夺日,茁壮成长。这株老柏树或许要枯死、腐烂在这里,化为灰烬溶于这块土地,不为世人所知,但它的子孙和弟子却定会充做栋梁之材,使这座人类的大厦永不坍塌。老柏树能够如此,它就该心满意足了!至于人们是否知道它,这片树林是否记住它,这块土地是否怀念它,都是无关紧要的。
  “请夫子上坐,受弟子们一拜!”颜回过来搀扶孔子,老柏树下已经摆好了一领小席。
  孔子不解地问:“回啊,尔欲何为?”
  颜回说:“今日乃夫子千秋,弟子怎敢忘记!”说话间,弟子们已七手八脚地在孔子的面前摆出了酒肉和十个活鲜的大桃子,然后颜回和子路率领大家一起跪倒在地,向夫子磕头拜寿!
  孔子忙说:“都快快请起,不必如此!”
  今天是孔子的五十六岁寿诞之日,他怕蘧伯玉为其庆寿,惊扰了主人,便一大早带领弟子们出城郊游。不料细心的颜回却早有准备、寿酒、寿桃、寿糕,还有夫子最喜欢吃的几样菜肴,一应庆寿的物品、器具准备得完完全全,并全都带到了树林来,这怎能不令夫子无限快慰和心花怒放呢?
  弟子们磕完了头,拜完了寿,众星捧月似地将夫子围了起来,或说,或笑,或敬酒,但草地上却还跪着两个人不肯起来,其中一个是子贡,另一个大家全都不认识。
  原来子贡自在卫国做官之后,卫灵公看中了他的辩才,便常派他出使各国,办理外交大事。前不久出使鲁国,今日是为了给夫子庆寿而星夜赶回来的。跪着的另一个青年叫樊迟,他一身农民打扮,憨厚朴实,无多言多语,见人便羞得满脸通红。这次子贡去鲁国,碰上樊迟在到处拜师求学。子贡见他虽十分腼腆,但却很聪慧,便自做主张,冒昧地领来了。子贡与樊迟先到蘧伯玉家,又找到了这郊外树林。等他们来到老柏树前,适逢同学们为夫子拜寿,子贡二话没说,拉着樊迟跪倒便磕头,一则为夫子庆寿,二则为樊迟拜师,三则为请冒昧之罪,所以一直未起。
  孔子忙将樊迟扶起,问道:“樊迟啊,尔欲何学?”
  “嗯……”樊迟嗫嚅着说,“迟欲学种五谷。”
  孔子说:“学种五谷,孔丘不若老农。”
  “那就学种蔬菜。”
  “学种蔬菜,孔丘不如老圃。”
  “那……”樊迟茫然地盯着孔子,“夫子能教迟何种学问呢?”
  孔子耐心地说:“樊迟啊,君子需树雄心,立壮志。在上者好礼,民莫不尊服;在上者诚信,民莫不以诚相待。若能如是,四方之民皆携儿负女归附之,何需自己耕种呢?”
  樊迟连连点头说:“弟子学礼,学信。”
  孔子客居卫国,一直怀念着祖国,所以见了子贡,就忙打听鲁国的情况。子贡告诉夫子,鲁国依然是,三分公室,权归季氏。只是定公与季桓子更加荒于酒色,无人理政,朝野上下四分五裂,不堪一击。所以齐国的田常奏请齐景公批准,正欲兴师伐鲁,据说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齐鲁边境。
  这田常孔子是熟悉的,早在二十年前他在齐国时,田常就与齐景公闹独立性,施惠于民,早有取齐侯而代之的念头。对此,齐景公似乎有所察觉,所以当孔子回答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齐景公十分赞赏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如今齐景公年老,晏婴早死,黎鉏无能,田常羽毛丰满,他适合齐景公的口味,以对外用兵为名扩大实力,扩大影响,控制军权,以便进而夺取君位。孔子闻听田常伐鲁,焦虑不安,早把寿诞之喜抛到了九霄云外,站起身来,背着双手,在草地上踱来踱去。颜回看出了夫子的心思,问道:“夫子欲救鲁吗?”
  孔子停住脚步说道:“知丘心者,回也!鲁乃我父母之邦,庐墓在此,宗庙在此,田常伐鲁,岂能坐视而不救?……”
  司马牛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救鲁?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子路说:“卫灵公若肯借兵,由将率师往救之!”
  孔子说:“吾欲屈节于田常,派一舌辩之士适齐,陈说利害,阻田常伐鲁。”
  弟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唯子贡堪当此任!”
  孔子说:“是呀,当仁不让于师,赐何不辛苦一趟呢?”
  子贡坚决地表示说:“赐愿往见田常!”
  子贡辞别了夫子与众同学,驾车来到齐都临淄,请见田常。田常忙出府迎接,让入客室,分宾主坐定。田常早料到了子贡的来意,八字眉竖了竖,抢先说道:“子贡先生不辞辛劳,远道而来,莫非欲阻我伐鲁吗?”
  子贡闻言,仰天哈哈大笑,只笑得田常吃惊不小,忙问道:“先生为何发笑?”
  子贡拭了拭两眼笑出的泪水说:“赐笑将军危在旦夕,却全然不知。如此以往,大事何成?”
  田常见子贡说得蹊跷,很感莫名其妙,忙凑上前去,躬身俯首问道:“先生何出此言,请明教我!”
  子贡沉吟着说道:“赐随孔夫子去鲁多年,鲁事与赐何干?
  今长途跋涉,专为将军运筹而来。”
  “先生教诲之恩,常当永志不忘!”田常解除了戒心,微笑着,笑得两眼都眯成了一道缝。
  子贡说:“据赐愚见,收功于鲁实难,伐吴图功较易。”
  田常问道:“何以见得?”
  子贡回答说:“赐尝闻,忧于内者宜攻强,忧于外者宜攻弱。将军试想,如今齐对外用兵,内外何忧?”
  田常脱口说道:“忧于内也!”
  子贡说:“将军所见,与赐尽同。将军三次请封不成,乃大臣不听令;长期以来,鲍、晏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将军却无寸功可言。君恩日疏,欲与权臣相争,岂不以卵击石,危在旦夕吗?”
  田常不胜感激地说:“先生所言极是,然而先遣部队已至齐鲁边境,不可改道,为之奈何?”
  子贡说:“将军下令缓进,赐请救于吴,乞吴师伐齐以救鲁,将军岂不就可与吴交战了吗?”
  田常对子贡的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子贡的诚心相助感激得可以性命相报,当夜设盛宴为子贡洗尘、饯别,以珠宝相赠,结为生死之交。
  子贡昼夜兼行,车船俱乘,从临淄来到吴都姑苏,入朝见吴王,奏道:“王者不灭国,霸者无强敌,重镇千钧,加铢两便见倾侧移动。目下齐国将伐鲁,一战而胜,与吴争霸,臣窃为大王担忧!”
  吴王问道:“既如是,将何如?”
  子贡说:“宜速仗义救鲁,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晋,此乃大王雄长天下之功业,岂容错失良机!名为救鲁,实困强齐,智者决无疑义。”
  吴王说:“时势实如子言,无奈吴常困越,宿仇未解;现勾践养士教民,久有报吴之心。须待寡人先灭越,然后移兵伐齐以救鲁。”
  子贡奏道:“越国僻小不及鲁,吴国新强盛于齐,而大王今欲舍齐伐越,齐岂不早灭鲁而称霸中原吗?大王当以救弱存亡之仁义号召诸侯。若弃强齐而代弱越,不义不勇,何以显名当世?臣闻勇者不畏难,仁者不欺弱,智者不失时,义者不绝世。今宜存越示天下以仁,伐齐救鲁示天下以义,威霸晋国示天下以强。天下诸侯正愁无盟主,得闻大王锄强救弱之威名必相率来朝。霸业告成,易如反掌耳。如若大王恐越乘隙报仇,臣请往见越君,令他出兵随王伐齐,大王可令其充先锋以立功。此乃借齐兵以削越势,岂不上策!敢情大王明察。”
  吴王盛赞子贡之计“乃绝妙上策”,当下殷勤接待,馈赠厚礼。子贡在吴不敢耽搁,辞别吴王从水道赴越,行至中途,舍舟登陆,雇车乘坐,径到越都,在城外馆舍安身。越王得报,亲自驾车出城,到馆舍迎候,请子贡上车,亲自执鞭驾御,抵达朝门下车,延请子贡入朝,用上宾之礼接待。宾主坐定,越王问道:“大夫辱临蛮夷之邦,不知有何见教?”
  子贡将吴欲伐齐救鲁,担心越乘虚而入,以及自己的主张等大略说了一遍。勾践拱手说道:“孤因不度法,不量力,与吴为难,受困于会稽,痛入骨髓,日夜焦唇干舌,苦思与吴接踵而死。今请大夫告以利害,使孤知所适从。”子贡回答说:“吴王为人猛暴不仁,臣下难堪,国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内变。伍子胥倚老忠谏,吴王深恶之;太宰嚭以嫉贤进谗,嬖幸当国,此乃上天假越以报吴之机。王若能发兵以激其伐齐之志,献重宝取悦其心,卑辞听命以尊奉,促成其出兵伐齐,堪称‘屈节以求达’之良谋。若然伐齐不胜,是越之福;若胜则必骄而移兵临晋。赐将北行,请见晋君,出全国精锐迎敌。吴先与齐战,精卒伤之必多,晋又用重兵迎击,吴师必弱。王可攻其疲以报仇,事必有济。”
  勾践作揖拜谢道:“寡人谨遵教言行事,决不背信!”
  子贡临别谆谆叮嘱“以速为贵,迟恐生变,吴若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专与贵国为难,后果将不堪设想!……”勾践唯唯答应,亲送子贡出城,郑重而别。
  子贡仍回姑苏,朝见吴王复命道:“仰仗大王神威,臣往见勾践,先扬大王德威,次晓以利害,说他出兵随王伐齐。勾践已应允,即日率兵来朝听命。”
  吴王大喜,盛赞慰劳了子贡一番,回宫设宴为子贡洗尘。
  隔了五日,越王派大夫文种率领三千精兵来从征。文种向吴王行三拜九叩大礼,顿首奏道:“吾主得悉大王将率仁义之师伐齐救鲁,尽出国内精锐三千,先遣臣统率来朝听令。吾主现在守国,静候王命以定行止。”
  吴王问子贡道:“越王欲随寡人出征,卿以为如何?”
  子贡回答说:“越国尽出精锐以听命,国内空虚,再命其君弃守从征,与义不合,当令其留守社稷为是。”
  吴王接受了子贡的意见,谢绝勾践从征。吴国的军队自从孙武子训练以来,行伍整齐,军令严肃,共有左、右、中三军。春秋时的军制,每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吴为大国,所以有三万七千五百名兵卒。吴王命左右司马王孙骆、鳟毅为左右两军元帅,伍子胥为中军元帅,先于校场上检阅操练,然后择吉日出征。
  伍子胥奏道:“伐齐师出无名,欲救鲁,不如遣使至齐,为太子波求婚,且劝齐侯不必伐鲁。齐侯年迈,国无良相,决不敢违逆大王之意,这样便可不折一矢而解鲁难,强似兴师动众。”
  吴王问左右司马道:“伐齐,婚齐,何为上策?”
  王孙骆回答说:“婚齐为善,臣请至齐乞婚,并劝阻伐鲁。若齐侯拒婚不纳劝,然后合吴越之众讨伐,定然战而胜之!”
  子贡只望齐不伐鲁,不望吴必伐齐,所以在一旁默默不语。
  齐景公已经年迈,宫中只有一爱女少姜,心中虽不忍心远嫁,只因国中没有贤相良将,不敢得罪吴国,只好应允婚事,并命田常收回伐鲁之兵。王孙骆归国复命,子贡得悉鲁难已解,于是辞别吴王欲行。吴王说:“子说越君出兵助孤出征,现在鲁难已解,吴不伐齐,越师徒劳往返,岂不失信于邻国?”
  子贡说:“吴、晋有仇,大王何不遣越师伐晋,如若取胜,便可取威定霸了。”说罢,不管吴王依不依,匆匆告辞返回卫国。
  子贡回到卫国,将游说齐、吴、越三国的经过详细地报告了孔子,孔子说:“伐齐救鲁,是为师之意愿。疲吴强晋,乃赐多言失信。吴若伐晋不胜,岂不恨你!你的游说口才,可称当世无匹;惜乎喜欢多言,言多则必败,古有明训,以后当慎言为是。”
  吴王亲率中军伐晋,几乎全军覆没,幸亏伍子胥率兵赴援,才得退兵归国。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用户友好

1979年在施乐,乔布斯看到了鼠标、视窗等神奇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从历史角度看,那一次参观无疑左右了IT技术在未来十几年的走向。这不仅仅是因为乔布斯从施乐「偷」走了图形用户界面技术,更是因为,乔布斯那一天不仅仅看到了一种新的技术,也看到了这种技术背后所代表的「用户友好」的设计思想。

从那以后,乔布斯在产品设计上的主导思想从来没有偏离过「用户友好」这个主题。设计师将创意提交给乔布斯审阅时,乔布斯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被赋予了决策权的最终用户。凡是用户不会喜欢或者用起来别扭的设计,无论技术有多先进,都会被乔帮主一板子拍死。

乔布斯对用户友好的重视是从包装开始的。从Apple II时代起,乔布斯就非常重视苹果电脑的包装。他觉得,用户打开包装箱时,最先看到的是产品包装,这个第一印象,以及用户拆开包装的过程,是教用户学习产品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乔布斯曾对Macintosh开发团队说:「好吧,假如我就是那件产品。当购买者试图把我从包装箱里拿出来并开始使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想一想吧,第一次使用Macintosh的用户从来没有见过鼠标。那么,当购买者打开电脑的包装,我们包装鼠标的方式能不能直观地告诉用户,鼠标应该这样拿、这样用?类似地,当用户第一次打开Macintosh电脑的时候,电脑上需要显示些什么,来引导用户使用?如果完全没有使用手册,我们的产品设计能不能做到,用户打开包装,就可以使用?」

苹果前副总裁杰伊·艾略特回忆说,研发Macintosh的图形用户界面时,有一天,乔布斯到旧金山一家名叫Ciao的餐厅吃饭。侍者刚拿上来菜单,乔布斯就被菜单上毕加索风格的图示吸引了。就是这个风格!乔布斯兴奋得像吃了迷幻剂。周一一大早,乔布斯就赶到公司,给设计师们看Ciao风格的菜单,和设计师们一起确定图形用户界面里每一个图标、每一种字体、每一个形状以及每一种颜色的设计。第一代Macintosh图形用户界面的视觉风格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在乔布斯心里,电脑的界面就要像一份吸引人的菜单那样,既好看,又好用。

终其一生,能让乔布斯真正佩服的人十分有限。发明宝丽来相机的埃德温·兰德和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都有幸成为了这一小批牛人中的一员。宝丽来相机是当年操作最容易,使用最方便的相机;而福特汽车则是用技术实现汽车平民化的经典。虽然乔布斯追求产品的品味和形象上的完美,但在用户交互上,乔布斯始终强调,电脑产品都要像宝丽来相机和福特汽车那样简单、易用。

乔布斯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对产品设计的基本想法:「设计是个有趣的领域。有些人认为,设计就是产品的外观看上去什么样。但其实,如果细想一下,你会发现设计其实是有关产品如何工作的学问。Mac电脑的设计不仅仅包含电脑看上去什么样,更主要的还是设计电脑如何工作。」

乔布斯认为,人的手是上帝最完美的创造。在苹果工作过的一位设计师回忆说,乔布斯经常盯着自己的一双手发呆。乔布斯说:「手是你身上最常使用的部位,而且,手能够直接听命于大脑。」只要解决好手和电脑相互交互的问题,产品就自然具备了「用户友好」的特点。很多苹果的产品,比如从只有一个按键的鼠标到iPhone和iPad支持多点触摸的玻璃显示屏,再到最新的Mac电脑使用的多点触摸板等,都是对手和电脑关系认真思考的产物。

乔布斯说:「创造力只不过是连接某些东西的能力。如果你问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如何『创造』某个东西,他们会觉得有点儿委屈,因为他们真的不是在『创造』东西,他们只是看到了某种东西。因为,他们能够把曾经见过的不同体验连接在一起,然后综合成某种新东西。」

那么,用户在考虑一件产品是否满足需求,是否「用户友好」的时候,通常又是从哪些角度来思考的呢?乔布斯对记者举了他自己的家庭选购洗衣机的例子。乔布斯说:

「设计不仅仅是设计好玩的小玩意儿。我的家庭刚刚经历了一次买洗衣烘干机的大讨论。我们发现,美国制造的洗衣烘干机都有问题,欧洲制造要好一些。欧洲洗衣机洗完的衣服留存的洗涤剂更少。最重要的是,欧洲的洗衣机不伤衣服,洗得更干净,使用更少的洗涤剂和更少的水,耗水量只有美国洗衣机的四分之一。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欧洲洗衣机洗同样数量的衣服要花更长的时间。我的家庭为此争论了两周,这是一个两难的取舍。是花一个小时就洗完衣服,还是花一个半小时洗得更干净且不伤衣服还更省水呢?最终,我们选择了来自德国的美诺(Miele)洗衣机。这种洗衣机在美国非常贵,因为这里很少有人买。我们在买洗衣机时考虑的问题,其实就是设计师要考虑的问题。」

苹果电脑的用户──注意,我说的明显不是那些在中关村买了苹果电脑却直接装上Windows操作系统的「伪用户」──都知道,Mac OS X操作系统每个窗口的左上角都有红色、黄色、绿色三个按钮,分别对应于「关闭窗口」、「收缩至托盘」、「放大窗口」三个不同的功能。每个看到这三个彩色按钮的人都会联想到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可是,在Macintosh设计初期,这三个按钮的颜色都是灰色的。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乔布斯仔细地观察这三个小按钮的设计,一边看一边摇头。

乔布斯说:「不行,不行,这三个按钮一点儿也不友好。一眼看过去,不知道每个按钮是做什么用的。」

负责用户界面的设计师柯戴尔·瑞茨拉夫(Cordell Ratzlaff)想了想说:「把他们设计成灰色的,是为了不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如果要更明确地区分它们的功能,能不能这样设计,当鼠标移动到某个按钮上时,就显示一个小动画,来提示用户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乔布斯使劲地摇头:「不好,不好,这太复杂了,一点儿都不友好。」

突然,乔布斯灵机一动,对大家说:「你们知道交通信号灯吗?红色、黄色、绿色,三种在人们的直觉里最有表意功能的颜色。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三个按钮分别涂上红色、黄色和绿色呢?」

瑞茨拉夫事后感慨道:「刚听到这个疯狂的建议,我们都觉得,将交通信号灯和电脑的图形用户界面联系在一起,实在太怪异了。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乔布斯是对的。不同颜色的按钮直观地暗示了三种不同的功能,又不像大图标或动画那样打扰用户。特别是,我们用暗示『危险』的红色按钮来指代『关闭窗口』,这样,用户就不容易误点这个按钮了。」

斯卡利说:「乔布斯总是从用户体验到底会怎么样这个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产品。」

用户体验优先,今天几乎每个设计师都信奉这一标准。但在实际产品设计中,能做到用户体验优先的寥寥无几。笔者曾经和几位专业设计师探讨过一个简单的问题,2007年苹果发布的iPhone在用户体验方面卓尔不群,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直到5年以后,即便是第一版iPhone的用户体验还是明显领先于市场上绝大多数智能手机?既然所有设计师都知道,用户体验优先是乔布斯和苹果做得最好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连跟在后面学也学不像呢?

是啊,大多数人即便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也只能跟在苹果卓越设计的背后望尘莫及。「用户友好」这四个字可不是一种随便就能学到的方法,那是一种根植于乔布斯大脑深处的创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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