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传,老国舅失算入樊笼

- 编辑:德甲赛程 -

毛泽东传,老国舅失算入樊笼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李绂刚走,老十就一脸不高兴地说:“八哥,你犯得着和这小子说了这么长时间吗?”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老八深沉地一笑说:“十弟,你见事不明啊。这个李绂,我敢说他是个心思慎密又深藏不露的人。你没见李卫那小子来到这里,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可这个李绂却是一副目不斜视的清高。这样人能干大事,可也很难对付。我就是想试一试他的水到底有多深,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唉,咱们吃亏就在于知人不明啊!”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好好好,八哥,别再说他了。老九和老十四他们俩给你请来了个神仙,不知你现在想不想见?”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谁?”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官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还能有谁呀,就是咱们前两天说过的那位国舅爷——隆科多!”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②(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l页。)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③(③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八爷拍手叫好:“行,你们干得好,总算把这条大鱼给钓上来了。只要他进了这个门,就逃不出我给他预备下的这张网!”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首席王大臣允禩一听说把隆科多叫来了,不觉得心中一阵惊喜:“好,他来了就好。为了结成这张网,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啊!这就叫做‘装好金钩钓大鳖’,今天总算把这个老狐狸给得不理直气壮啊……康熙去世前的情景,总在他的眼前晃动,使他不得安宁……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司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那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当时,隆科多当着九门提督,掌握着拱卫京师的大权,有一天早晨,张廷玉奉了圣命,带他走进那个宫中之宫的“穷庐”。康熙先命张廷玉向他宣读了一份圣旨,说隆科多“勾结阿哥,阴谋造反,着即处死”。隆科多吓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惹了圣怒。但康熙却又命张廷玉读了另一份诏书。这诏书与刚才那份相反,说“隆科多忠心事主,扶佐新君,着即升职为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两份诏书,同样有效,但内容却完全相反。就是说,隆科多如果遵旨办事,扶佐新君登基,他就能得到超次升迁;否则,他就要立刻死于非命。这就是康熙对后事的安排,也就是那个有名的“生死两遗诏”!隆科多当然不傻,也当然必须遵从康熙的遗命。他宣布了圣祖皇帝遗诏,也使自己成了雍正皇朝的托孤重臣。但他的行为也得罪了八爷党,变成了八爷必欲除掉的政敌,隆科多知道,八爷与十四爷是一伙的。十四爷让他到八爷府来,他不敢不来。但是他又怎能安心地在这里听曲呢?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现在,雍正皇帝即位已经将近半年了。除了吏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在朝廷内部涌动着的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又分作两支,一支是老八为首的阿哥党,另一支则是雍正的三儿子弘时。就阿哥党方面说,自然是和雍正对着干的;而雍正的老大儿子弘时,也就是那位“三爷”,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早就在各个方面极力地拢络人了,隆科多就是弘时要拉到手里的人之一。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眼下,以八爷为首的阿哥党,正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弘时;而弘时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在极力地向八叔他们靠拢,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阿哥党想的是利用弘时这个傻小子替他们打天下,争江山。等搞垮了雍正之后,再来收拾弘时;弘时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阿哥党来挤掉父皇,逼他早日让位,为自己顺利登上宝座扫清障碍。隆科多被夹在两大权势中间,左右为难。他不知该如何对待他们,更不知要怎样才能保住自己……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他正在胡思乱想,门帘一挑,九爷允礻唐和十四爷允禵进来了。隆科多一惊之下,就连忙起身想要上前拜见,却被老九拦住了:“哎哎哎,我们可不敢当。你是明牌正宗的皇舅,托孤重臣,见皇上尚且剑履不解,何况我们呢?来来来,老舅,您请坐。”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隆科多虽然坐了下来,可是,他心里却一个劲地打鼓。这二位阿哥呢,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老九轻轻地摇着扇子,沉吟不语;老十四哪,虽然面带笑容,神清气闲,可他那两只明亮的大眼却直盯盯地瞧着他。隆科多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问:“二位爷,你们说,皇上交办的这差事,可怎么办好呢?”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老九向在书房里侍候的太监、使女和唱曲的女孩子们怒斥一声:“你们,都给我出去!”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这一声喊,吓跑了这里的所有闲人,也把隆科多吓得打了一个寒战。可他抬头看九爷时,见这位九爷脸上仍然是带着笑容。隆科多闹不清这二位惹不起的阿哥,心里到底打着什么主意。他问也不好,说也不是,竟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书房墙上装着的那个巨大的自鸣钟,发出“咔塔咔嗒”的响声,这声音就好像敲在隆科多的心上,使他更加惊慌不定。就在这时,老十四一笑开言了:“隆科多,到现在你还想和我们打马虎眼,是吗?”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②(②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隆科多忽听此言,站也不是,坐也不对,吃吃地说道:“这这这,这是什么话?有事情二位爷直说……我们佟家虽是皇家一脉,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更没有开罪过二位爷……你们说的奴才我……我听不懂……”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允禵还是从容地一笑:“隆科多,听不懂你就给爷好好听着!”他盯着隆科多看了半天才突然说:“今天我老十四和九爷一同,要借八爷这块宝地和你握手言和,你看如何呢?”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什么什么,握手言和?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不和呀?十四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奴才不明白。”隆科多有足够的聪明,他已经从十四爷那阴晴不定的话语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不敢再坐下去了,“二位爷要是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告辞了。”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老十四刚要叫住他,一直没有说话的允禟却嘿嘿一笑说:“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不要拦他,叫他走吧。不过,李卫那小子刚从这里出去。我估摸着,舅舅是不敢找他的。老舅这样急急忙忙地要走,大概是去找图里琛的。科场的事刚出来,他不去打点一下能行吗?”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一句话说出口来,正想出门的隆科多突然又站住不走了。他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也不敢走了。别人不知道,可他自己心里却是清楚的。在弘时和张廷璐内外勾结,泄露考题的事上,他隆科多也插着一手哪。可这件他自己觉着做得天衣无缝的事,阿哥们却怎么知道了呢?他正在紧张地盘算着怎样摆脱这件事,老九允禟说话了:“你害怕什么呢?不就是和张廷璐做了些手脚,在一甲前十名里包揽了三名嘛。其实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还要再说一句,我们也不会在皇上面前揭穿你的。好歹咱们还有点交情嘛,隆科多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隆科多也不是脓包,他可不想就这么低头。他更知道只要是陷进了廉亲王这个泥潭里,再想拔出脚来就不容易了,事到如今,也只有拼死一搏这一条可走的路。他狞笑一声开言了:“对,九爷说得不错。我是在张廷璐那里保下了一甲十名中的三人,可那却不是为我自己保的。这三个人里,一个是三爷弘时的人,一个是八爷府的太监何柱儿向我说的,而另一个则是十爷的人。怎么,我代人说情,还要代人受过吗?”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好啊,我们算看错了你!原来你还真不是个人物,只能替别人说情,却不愿代别人受过。哼哼,说得真好!不过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这话也只能算是白说。我问你,八爷和十爷都是龙子凤孙,他们的奴才想要个官当当,自会有人替他们跑腿,用不着转弯抹角地去求你。更何况,你说何柱儿去找了你,又有什么凭证?你既然是两袖清风,刚才我一提到图里琛,你为什么会吓成了那样?”允禟一边说着,一边走近前来逼到隆科多的身边,“不过,爷也知道,光凭贿赂张廷璐这一条,是镇不住你这位托孤重臣的。我再问你,佟国维是怎么死的,谁向他下了毒手?说呀,你说?!”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

  “不不不,不是我……他是我的七叔,我,我怎么会害死他……”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一提起佟国维,隆科多可真害怕了。这个佟国维,当然也是皇亲国戚,早年曾经当过上书房大臣,也是康熙皇上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人物。可是,后来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时,曾给百官下令让群臣推荐太子,说无论百官选中了谁,就让谁来接太子的位子。这句话后来并没有兑现,因为康熙老皇上是用这方法来考验皇子,也考验群臣的。结果,不少人都上了当,在康熙的面前失宠了。八爷首当其冲,自然跑不掉。而佟国维也是受到株连的大臣中的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说起来也许有些冤枉,但康熙老皇上这一招却大出人意料之外了。佟国维是八爷党中的一名亲信,也是保八爷出力最大的人。许多大臣的保奏折子,都是在看到上书房大臣佟国维行动后才递上去的。所以康熙恨佟国维也恨得最厉害,甚至在说到佟国维时,还骂他是“无耻”。当然,“推荐太子”这事闹哄了几天,也就不欢而散了。可佟国维却因此受到“免去职务,回家反省”的处分。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这件事情当时是人人皆知的。可人们却不知道,就在这件事的背后,佟国维和他侄儿隆科多还悄悄地留了一手。那就是他们爷俩商量好了,佟国维既然已经亮明了“保八爷”的态度,也就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了,可是,隆科多却并没有暴露。于是佟国维就让他公开地去保四爷胤祯。他们俩看准了,反正这两个王爷其中之一,必定会接替皇位。老八胜了,佟国维也就占了上风,那时,由佟国维出面保隆科多;反之,四爷胜了呢,再由隆科多出来保佟国维。为了怕以后两人中的哪一个反悔,俩人还写了字据,订了约法,一式两份,各执其一。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四爷胜了,雍正皇朝建立了,隆科多因为保四爷登基的功劳,成了天子驾下第一重臣。他头顶上的官职越来越多,手上的权势也越来越大。按道理,他就应该用他的权力去保护佟国维,至少应该让他复职。可是,隆科多知道,这事并不那么好办。因为佟国维是被康熙皇上赶下台的,他下台又是为了拥护老八,反对当时的太子胤礽,而太子和老四是一党的。现在老四成了皇上,他怎么敢替佟国维说话呢?万一说错了,被雍正皇上骂个灰头灰脸事小,要追究起来,那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①(①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隆科多反复思量,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再提了。可是,佟国维不干哪,他逼着要隆科多兑现诺言。隆科多觉得与其一直拖着,不如来个绝的。只要把佟国维害死,然后再夺回那张字据,这件事就一了百了,死无对证了。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隆科多真的下手了,也真的干成了。但是佟国维被害死以后,隆科多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手里的那张字据!这件事几乎成了隆科多挖不掉、抹不平的一件心事。可是,九爷却怎么知道了呢?更可怕的是隆科多刚才说话不谨慎,说了一句“我怎么会害死他”,这不等于是自己招供了嘛。“害死他”这话让九爷他们抓住把柄,隆科多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允禟见隆科多一直沉思不语,便走上前来说:“其实,这事说大它就大,说小它就又变小了。比如说,那位曾经当过上书房大臣的佟国维,不是你隆科多的七叔吗?他是不是和你共同订立了什么约法之类的东西,或者说,你有什么字据落在了他的手中?比如说,他保八爷,而你却保四爷。在这场争夺江山的混战里,你们爷俩不管谁胜谁负,佟氏一门都是不倒翁。嗯,这主意确实不错。不过后来你又不想这样干了,于是,你的七叔就得‘生病’,他既然生了病也就要吃‘药’。假如有人趁给他送药的时候,多加了点什么,他可就‘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想活也活不成了……”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隆科多听九爷说得这样明白,不禁一声大叫:“九爷,您……”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怕什么?我还没说完哪。”九爷悠闲地在厅里来回踱着,“佟国维当然不能不死,可是,这老东西却不知把那张字据放在了哪里,是埋在房子里了吗?找!可是他一死,原来住的那座宅子可就要换主儿。换给谁呢?皇上一道旨意颁下,那宅子就归了三阿哥弘时。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急着找字据的人就又投到了三阿哥弘时的麾下。想方设法、死乞活赖地要和三阿哥换房子,而且高低换成了,可是,这位新屋主挖地三尺也没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宝贝却自己跑了。”说着老九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抖了一下,“看,它在我这儿哪!它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呢?说来也很简单。那个该死的老东西,一发现他吃了别人给他送的是毒药,就什么都明白了。也算是他临死之前还没有完全糊涂,他把这个小条子交给了八爷。八爷哪,又把它转到了我的手中。”九爷得意洋洋的又把那纸条抖了一下说,“唉,这玩意虽小,可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低估。别看它只是一张不起眼的小纸片,可是它值钱!它能值一位头上戴着‘上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师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这么一大堆头衔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别说了,九爷、十四爷……你,你们想叫我……干什么,我都听你们的吩咐……”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好了,正戏唱完,该着十四爷出场了。他走上来拍拍隆科多的肩膀说:“别怕,老舅,你是有了年纪的人,也是身份贵重的人,寻常那些小事,我们敢麻烦你吗?今天这事,咱们心里明白就行了,对外边权当什么都没说。你该干什么,还照样地干什么。我们哪,也权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多好啊!不过,以后八爷这里,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他回头向外喊了一嗓子:“哎,你们几个唱曲的,快过来!现在不唱,更待何时呢?”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①(①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②(②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①(①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②(②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①(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兵,多多益善’。”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头落空。”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②(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①(①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

  宣言在强调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毛泽东十分看重宣言关于共同规律的九条,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

  宣言的最后部分,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和苏共中央交换过意见。苏共领导一再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照顾到苏共中央的实际困难,中国代表团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宣言草案的写法为基础,作了必要的修正。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时指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适当地加重了后一种可能性的分量。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在强调议会斗争之外,加写了有关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论述。关于这两点,毛泽东同几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都讨论过,并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

  在中苏两党就宣言草案达成共同意见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意见提纲里,提出了五点意见:(一)要同时提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二)当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五)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模糊我们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初步统一了社会主义各国的认识,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人心波动、思想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变。

  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宣言》。宣言针对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奉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冷战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国人民。它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它们也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外边移植,它应该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国内斗争的结果。”宣言率先提出立即停止核试验、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提出“给世界以和平”的响亮口号。①(①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

  这个会议共开了三天,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在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

  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国际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来证明上述的判断。这十件大事是:苏联在打败德国、日本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

  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

本文由德甲赛程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毛泽东传,老国舅失算入樊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