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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想当初何不自收敛

- 编辑:德甲赛程 -

毛泽东传,想当初何不自收敛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为庆祝西疆大捷,雍正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封赏功臣的事。他自己先就提出,应该给年羹尧晋升“一等公”。虽然这个提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皇上既然说了,也许就有他的想法,他的道理,大臣们似乎不便多说些什么。可是,老相国马齐实在有点憋不住了:“圣上,年羹尧既然封了一等公,岳钟麒身为年的副将,最少也得封个二等公吧?”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张廷玉连忙逊谢说:“哪里,哪里?十三爷过奖了。臣不过是遵从皇上旨意办了点事而已,若说功劳,应当首推十三爷您和方老先生。没有皇上的决策,没有您和方老先生的襄赞,年某人是不肯这样顺从的。”

  雍正对马齐的话不置可否,却回过头来问:“廷玉,你认为这样行吗?”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雍正笑着说:“是啊,是啊,廷玉说得一点儿不错。平心而论,年羹尧还是有一些功劳的,这功劳也不能一笔抹煞。你们瞧,这是他刚才呈进来的认罪折子。说他知道错了,而且表示愿改,这就很好嘛。怕的是他心口不一,难以让人相信。朕这里还有给田文镜的批复,你们拿去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不妥,就明发出去吧。”

  张廷玉是个聪明人,他没有明确回答,却顾左右而言他:“万岁,臣现在正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刚才说到劳军,要劳军就得用银子。就按一人赏银二十两来计算,年、岳两部,加上几个省份包围青海调用的部队,总数恐怕不少于五百万两;战士家属要赏;运粮运草的民夫要赏;各省督办粮饷的官员们也要赏。这样粗略地一算,总数没有八百万两是不够分的。”他略一停顿又说,“青海全省遭逢这样的劫难,复苏民生,安抚官吏,至少也得用三百万两银子;春荒将到,苏北、河南、甘肃等地还要赈灾,臣没有细算,大概也少不了。只是这些,恐怕把北京附近几个银库全都搬走也不够。万一再有什么别的用银子处,朝廷可就要打饥荒了。”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张廷玉接过那份朱批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今天议的是劳军和封赏的事,也是件让大家高兴的事。可张廷玉这么一说,简直如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浑身冰凉。雍正倒抽了一口凉气,看了看允祥问:“户部现存的银子到底还有多少?”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年羹尧不过是一市井无赖。尔之奏折发出,彼之职位降调矣!君子不为己甚,朕将依从此道。从此,他再也无法干政,你放心做事好了。

  允祥面带忧郁,不冷不热地说:“户部存银共有三千七百万,按廷玉的算法,拿出来劳军还是够用的。”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在座的人,谁都清楚,皇上这话是不能相信的。因为他恨年羹尧早已不是一天了。如今既然抓住了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允禩早已盘算好了,他大大方方地说:“咳,廷玉,你可真是扫兴,前方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化几个钱又有什么要紧?按道理,怎么化都不算过分!小户人家办喜事,还要破费几个呢,何况我们是天朝大国,更何况这是举国共庆,万民同欢的大事,怎么能没有一点化销呢?依我看,就是化它个一千三百万也不算多!”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斗转星移,沧桑更迭,昔日气焰嚣张的国舅、一等公爵、节制十一省军事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如今已成了人人喝打的过街老鼠。

  在座的人都没有马上说话,允禩的意思他们都懂,谁又不想把气氛闹得红火热烈点,既为朝廷争光,也安抚了万民百姓和从征军士?可钱是那么好来的吗?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满打满算才攒下了五千万两银子,后来又全被官员们借走了,到老人家去世时,全国银库加在一起,剩下的还不足七百万两!雍正接位前后,为清理亏空化了多大的精力啊。朝廷上下,又抄家,又抓人,逼得很多官员走投无路,投河上吊的都有,才算又积了这三千多万。八爷一下子就要化去一千三,谁不心疼,谁不要掂算一下它的分量?于是就有人说,兵士们就不能少发一些?发十两、十五两,不就可以省点吗?还有人说,不如号召在京的王公贝勒们捐钱,他们腰里都存着不少,一人捐个千儿八百的,合起来就是个大数目。但这个意见马上就遭到众人的反对,说催还国债已经闹得人心不安,个个叫苦了,你再让捐,骂娘的人还不要骂翻了天?众人争来争去,各执一词,纷纷议论,却也都拿不出什么好主意。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眼下最忙的,莫过于各地的快马驿传兵士,和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年羹尧一倒,趁热攻讦的人要多少就有多少。全国上下的官吏,谁不想表示自己的清白,谁又不想在这风云变幻中立功报效呢?所以,弹劾的奏章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直达九重。张廷玉今天看了皇上给田文镜的朱批,感触之深,更是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他诚恳地对雍正说:“皇上不为已甚的初衷,实在让人感动。年羹尧不法到了这种程度,皇上还亲自为他开脱罪责,想给他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下边臣子们的看法,也值得皇上留意。臣这里带着各地呈上来的奏章,并都做了节略,请皇上过目。”说着把厚厚的一叠奏章节略送了上来。

  雍正听着,想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好了,好了,都别再争了。廷玉呀,你可真能给朕出难题。这样吧,内务府里还有点存钱,要省,就从朕自己身上开始,先拿出二百万来。但是兵士们该分的却不能再少了。说是一人二十两,可从上到下,一级级地分下去,也一级级地揩油,到兵士们手中,恐怕连五两也保不住了。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地打仗,朝廷不能亏待了。”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雍正稍一例览,便皱起了眉头。光是这份经过整理的节略,就有一百多条!全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四处插手,任用私人,索贿受贿等等情事的。雍正苦笑着说:“你们看,这真应了那句‘墙倒众人推’的话。唉,世上的人情如纸薄,只有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呢?朕意,把这些奏章全都留中不发,你们以为如何?”

  允禩听皇上这么一说,就更是有理了:“是啊,是啊,皇上说得对极了。别说是发给军士的了,就是慰问军士家属,抚恤阵亡将士,也有层层克扣的门道,所以我才说一千三百万是一定不能少的。再这样斤斤计较,不但让承办的人为难,也失了朝廷的体统和脸面。”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张廷玉一听皇上这话可就急了:“万岁,臣以为切切不可。这一百多位大臣的奏章,代表的是民意啊!全都留中不发,拂了众意,往后办事就不好说话了。”张廷玉说着,从奏章中抽出一份来,“皇上请看,这里说的是年羹尧在路上的事。他表面上虽然遵旨去杭州了,可是,却带着一千二百名亲兵护卫,二百七十乘驿轿和两千载驿驮,还有四百辆大车。谁能有这样的气派?谁又敢摆这样的阔气?本来已经是众口铄金,不得安宁了,可他还发文给杭州,要叫那里的布使衙门,再给他准备一百二十间房子,让他安置家眷。这,实在是太大胆了!”

  雍正打断了他的絮叨:“不要多说了,就这样定下来吧。今天不议财政,你们都说说,让谁去西宁劳军?”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在一旁的方苞心如明镜。他知道,年羹尧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在朝野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年某人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也不是什么“犯上不规”,只不过想当个守财奴罢了,年羹尧这是要分散人们的注意,减轻自己的罪名啊。另一方面,皇上要除掉年羹尧,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可是,事到临头,皇上又站出来为年说话。什么“不为己甚”,什么“墙倒众人推”,其实,也都是为了掩人耳目。这就给当宰相的张廷玉出了难题,他不得不揭露年羹尧,也不能不维护皇上的面子。所以,方苞不想在这个时候插嘴,他既不能说穿了张廷玉的难处和心事,也想看看皇上自己到底准备怎样办。

  允禩正等着皇上这句话哪!他连忙站起来躬身说道:“皇上,劳军的事可不同一般,去的人官职不能太小,最小也得是位王爷。要不,怎么显出皇上的重视呢?臣看,十三弟或十四弟都行。再不,臣弟宁愿跑这趟腿。我还没有干过军务,也不知道前线究竟是什么样,人们嘴边常说的‘沙场’又是怎么一回事。”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果然,雍正一听到这情形就烦燥起来了:“哼,年羹尧真是死有余辜。他做不成大将军,却要回过头来做赃官了!那好啊,朕可以成全他。这是他自己情愿触犯国典,也是他自己要和朕清理吏治唱对台戏的。朕就是想救他,保他,也救不了,保不住了。那朕就立刻下旨,把他彻底拿掉,连这个杭州将军也不让他做!”雍正的脸色一时变得青中透白,冷笑一声又说,“朕不想为年羹尧担罪,也不想让人说朕这是‘兔死狗烹’。可他一定要逼朕这样做,朕也绝不手软!朕既不怕他造反,也不怕他当赃官。不管他是明着造反,还是暗中做手脚,都别想逃过朕的惩罚!难道朕能让天下的官员,都像年羹尧那样来当贪官吗?难道朕要看到的吏治清平和天下大治,只是一句空话吗?”

  雍正看老八这样会作戏,倒忍不住笑了:“好了,好了,你别再多说了,你们几个谁也不能去,允禵更是不行!”雍正的口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厉,“母后病重期间,他在病榻前与朕咆哮争吵,母后亡故,他是难辞其咎的!朕已告诉廷玉,下旨削去了允是的王位,所以今天的会议才没有叫他。允禩,下朝以后,你替朕看看他,劝他消消火气,在遵化规规矩矩地读书守灵。他如果再不奉诏,朕就圈禁他!”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雍正这样长篇大论,慷慨激昂地吐露心曲,使殿中的人都觉得不知所措。方苞赔笑说道:“皇上此言,真是震聋发聩,臣听了很是感动。不过,带兵的人都有钱,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皇上若用这个名目除掉年羹尧,不是烹狗,也会有烹狗的议论。老臣以为,年某这行为,实在是过于嚣张跋扈了。不如循着这个思路,去追究他的目无国法,擅权乱政之罪更为合适。”

  允禩傻眼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直打哆嗦,可是一句反抗的话也不敢说。过了好大一会,才小心翼翼地说:“是,臣……遵旨。”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雍正细思了一下,点点头说:“你们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你们怕别人背后议论朕,说朕刻薄寡恩,说朕是一见天下太平就忘了功臣,说朕是个无情无义之人。这些天理人情之事,朕又何尝不懂?但朕做事,一向是只讲良心,只问民意,而从不怕小人们说长道短的。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再说了。”

  雍正向下边看了一眼,见允禩如此模样,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兴奋之情。心想,你等着,朕马上就要说到你了。他提高了声音说:“至于要大军全部移防关内,朕以为大可不必。罗布虽遭惨败,但毕竟还没有就擒嘛,还要提防着点才是。劳军之事,朕已想好,就让弘历去好了,他已是亲王了,也应该让他长些见识。就让他带上图里琛和刘墨林两人,到军中宣旨,命令年羹尧率领三千兵士,带上战俘,在五月到京,在午门行献俘礼。银子的事,凡该化的,一个子儿也不能省;不该化的一个子儿也不能用。允祥,你要把这件事统管起来。政务上的事,由张廷玉总管。”说着,说着,他的脸色突然一沉,“老八,旗务整顿是朕交给你来办的差使,可是,朕竟然不知你每天都干什么去了!看看咱们的这些旗人子弟吧,他们吃着朝廷的俸禄,可干的又是什么?养鸟、斗鸡、吃茶、下馆子、领钱粮、生孩子,个个都是全套把式!你要叫他们办差,又个个不是糊涂虫,就是没用的废物。‘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知道这个道理吗?这样什么事都不能干,不会干,还又玩物丧志,不求进取,一味地装懒耍赖,一味地寻衅闹事,再这样下去,祖宗传下来的这花团锦簇的江山,就要败坏在他们手里了!八弟呀,到那时,你怎样面对满人兄弟和百官群臣,又怎样面对朕躬,面对祖宗?今天朕与你把话说清楚,你的差使就这么一条:管好旗务,约束好兄弟和宗室子弟,能把他们管好,朕就记你大功一件。”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他回头来到龙案边,埋头在年羹尧的认罪折子上批道:

  雍正这样长篇大论地训斥人,大家还真不多见。不但全都支起耳朵来听着,而且全都心惊胆颤。几个月来,先是发了允礻我和允禟,接着又剥夺了允禵的王爵,今天又当着大家的面,训斥允禩,说他“整顿旗务不力”,问他“干什么去了?”这情景连张廷玉也不禁心中一紧:啊,现在该轮着老八倒霉了。此时的允禩心里的滋味可真的是恨、悔、怒、悲、苦五味俱全!他看着皇上一边悠然地来回走着,一边咬牙切齿地训着他,真狠不得上前一脚把这个四哥踢死。可是,他敢吗?他不但没有一丝的抗拒表示,还得赶快站起身来,躬身垂首,老老实实地听着。一直等到雍正发作完了,他才勉强咽了口唾沫,陪着笑脸说:“万岁教训得很对。其实,自从圣祖爷三次亲征准葛尔以来,满军旗人已经见不得真仗,打仗时也远远不如汉军旗营的兵了。这件事,臣没少费力,也没少想主意。开办了宗学,让他们到那里去读书,有了差使尽可能地安排他们。可朝廷里没有那么多的缺,忙的没有闲的多,总不能把他们都赶到乡下去种地吧?”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朕早就听到谣言说:“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观你所为,你既然被朕发落到杭州,一定是想与朕在嘉湖逐鹿的了。朕想,你如果自封为帝,那可真是天数,朕就是想不听大概也不行的。如果你不肯自己称帝,那么,你带着几千兵士去杭州,难道要是为朕守土,防着别人在三江口称帝的吗?

  “为什么不能?”雍正阴沉着脸一口顶了回去,“汉人能种地,为什么旗人就种不了?你这话倒给朕提了醒儿,京畿四周的几个县份里,有的是荒地。你叫上宗人府和内务府的人商量商量,凡是没有差使可办的旗人,全都下乡种地去。限定他们,每人要开五亩荒,这不比他们坐在茶馆里吹牛强?好,就是这样办!”他忽然又变了一副脸,亲切地走到允禩面前,拍着他的肩头说,“八弟呀,你是懂得朕的心,也知道咱们满人的难处的。想当年,八旗子弟纵横中原,所向披靡,一以当百,百以胜万,那是何等的威风?可是,你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朕能不心疼,能不着急吗?朕叫他们去开荒种田,不是图的几两银子几个小钱,朕是怕他们毁了、烂了、堕落了啊!八弟,你了解朕,知道朕,朕脾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雍正一口气写完,把笔往案上一掷,对张廷玉说:“廷玉,你拿去明发天下。把你带来的这些奏章,也全都明发。告诉年羹尧,让他看了以后,一一据实回奏。再给六部官员们打个招呼,今后,凡有弹奏年羹尧罪行的奏章,一律具本明誊,发至全国。”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张廷玉接过皇上的朱批,看着朱批上那些诛心的话,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和方苞早就知道,雍正要除掉年羹尧已是既定的国策了。但这一行动,却不能让人钻了空子,说皇上是“藏弓烹狗”。为了堵住可能出现的各种议论,就要找到一个叫得响的借口。雍正说年羹尧带着几千人到杭州去,是为了与皇上在嘉湖“逐鹿”。这就是把阴谋造反的罪名,硬加到年羹尧的头上,并为撤掉他的一切职务,做了最好的注脚。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不出张廷玉所料,这次谈话后五天,雍正皇上就下了诏谕:“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十八级听用!”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这个旨意传到杭州,可难坏了杭州巡抚折尔克。按大清的官制,朝廷官吏共分九品十八级。从正一品开始,往下以次为“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以次类推,最小是“从九品”。年羹尧现在这杭州将军的职位,是从一品,再要降十八级就只能是“来入流”了。来入流就是没有级别,而且,这一级上从来也不设武官哪!折尔克既无法遵旨,又不敢违旨。没法子,只好去请示两江总督李卫。李卫不愧心思灵动,他很快就答复回来了:“你这个折尔克,真是一个大笨鳖,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来。你没有看见,皇上不就是要革掉年羹尧的职务吗?你给他找个破城门,让他到那里当个老军,看看城门,扫扫地什么的,不就行了嘛。你告诉年羹尧说,过几天老子亲自去看他。”

  手里。

  折尔克心想,好个李卫,你可真能出点子。可是,要想在杭州这号称天堂的地方,找个破城门,又谈何容易?找了几天,终于在离杭州三十里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这座“破城门”。这是个十分偏僻的镇子,全镇只有几十户人家。镇子的名字也很怪,叫“留下”。镇上有座城门不假,可早已破烂不堪了。不过,从今天起,这个留下小镇的破城门口,却多了一个看守城门的老军。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从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到穿上带着大烧饼一样“兵”字号褂的守城士兵,看起来,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可对年羹尧来说,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此刻、他才真正知道了人生的可贵,活着的美好。他十八岁从军,二十二岁便官居四品游击。在圣祖康熙南巡时,因参与擒获伪朱三太子护驾有功,被抬入旗籍,拨归四爷雍亲王门下。两次随康熙西征准葛尔,在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战役中,凭着一杆银枪,出入于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他武艺超群,勇敢善战,常在刀丛剑树中横冲直闯,出奇制胜。一次奉差征粮,他竟敢不顾性命,以一名偏将身份,斩掉了甘肃总督葛礼,保障了前线供应,也因此受到康熙的特别重用和喜爱。从此,他便一帆风顺,年年晋升。从四川布政使、巡抚,直到将军……可以说,在他三十年宦海沉浮中,总是一个得意的弄潮儿。眼下,他却突然从顶端栽下来,落到一个小兵的下场,他怎么能想得通,又怎么能甘心呢?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留下”,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北临富春江,南依龙门山,河湖港汊,四处纵横。镇子的北门因年久失修,早已无法容身了。但是今日这芳草萎萎、苔藓斑驳的门房里,却住下了“老军”年羹尧,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是什么样的人。百姓们只是看到他每天默默不语地扫地,开关城门,偶而也见他打打太极拳。有时他闲着没事,便拔那城头上的草。他用的是一把破铲子,慢慢地、一下一下地铲啊,铲啊……他从不与任何人交谈,当然也没有人来打扰他。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才从省城那里,跑来一匹快马,给他送来一些邸报。那上边一一列举着他的滔天大罪。他便用唯一能得到的那枝秃笔,在邸报的背面,写上自己的答辩或认罪折,然后交给兵士带回去。他在等着朝廷对他的最后裁决,也在等着李卫来看他。昏夜里,他望着面前那残破又古老的城墙,听着镇子外传来的富春江的流水声,不禁百感交集。他期望着自己能如这小镇的名字那样,也被人们“留下”。哪怕是从此消声匿迹,永远再不出头露面,他也心甘情愿。但是,李卫迟迟没有来,朝廷上发来的圣训,却是越来越严厉了。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五月底,上谕里说:“年羹尧几乎陷朕于不明,思之痛切!”还好,这只是皇上的自责。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七月里,上谕又列举了他颠倒是非,任用匪类,排斥异己,虚冒军功等等罪行。他想,这已经是在清算了。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九月中,兵士给他带来的已不是邸报,而是在他认罪折子后面的朱批。血也似的朱批,和雍正皇上那刻薄的话语,让他看了心惊胆颤:“尔尚望活命耶?朕已令图里琛去广州擒拿你的哥子,随后便要去拿你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年羹尧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讨伐。凡是曾与年羹尧有过一面之交,一事来往的人,无不纷纷倒戈,落井下石。上书房遵旨把这些奏章全都汇集起来,摘要节录,光是目录就有好几大张。大理寺和六部会同审议,定下了五条大逆罪、九条欺罔罪、十三条狂悖罪和六条专擅罪,另外还有贪婪侵蚀罪十八条十五款……总共是九十二大罪。处分的办法也已拟定,“请旨:将年羹尧立正典刑。”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雍正看了没有发话,他在等待,等年羹尧自己有所表示。或者“畏罪自杀”,或者“以死向天下谢罪”。但让皇上失望的是,年羹尧不但不想自尽,他的求生欲望反倒越来越强了。九月十七,面对着破窗明月,他用那支秃笔,写下了《临死乞命折》: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开恩,怜臣已经悔过,求主子饶了臣吧。臣年纪还不老,还能慢慢地为主子效力……”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写完,年羹尧“咔”地撅断了那支已经不能再用的笔,听天由命地在窝铺上躺了下来。他的心已经远远地飘走了,飘到桑成鼎那里去了……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张廷玉接到李卫转过来的年羹尧乞命折,一刻也不停地赶到养心殿见驾。他来时,雍正正在和马齐说话。见到张廷玉进来,皇上笑着说:“好好好,廷玉,你快来帮朕劝劝马齐,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了。”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张廷玉也笑着说:“皇上,臣早就知道这件事了。马老相国已经和我谈过,说他心意已决,臣怎能劝得了呢?皇上要是不想让他歇,臣想他是歇不了的。”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雍正叹息一声说:“唉,朕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外面的人都说朕刻薄,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比谁都清楚。就说马齐吧,先皇曾经把你打入天牢,是朕把你放了出来,委以重任,赐以高位。为的是你没有私心,做官清廉,也为的是你的心中有朕这个君王。所以,朕把你看作贤臣,看作依靠。可是,你何忍离朕而去呢?”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马齐听皇上这样说,也不由得心中难受。他站起身来,向皇上深深一躬说:“皇上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臣就说句心里话,臣也是恋恩难舍呀!但臣已是七十有余的人了,在这个位子上,就要办好这个位子上的事。臣老了,不中用了,臣若办不了这些事情,岂不负了皇上的重托?该腾出位子来,让年轻的人上去了。”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张廷玉说:“皇上,臣以为马齐可以退下来,但却不能让他还乡。主上有事情时,也可就近咨询,岂不方便。”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雍正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却拿起了年羹尧的乞命折子来看。马齐问:“万岁,还是年某的折子吗?他的事全国上上下下,已经议论了一年了,是非早有公论,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唉,他不肯自尽,让朕有什么法子?”雍正长叹一声又说:“朕下不了这个辣手啊!他与朕私交很深,他的妹子年妃正在病中。朕今早去看她时,见她只剩下一口气了。朕看着心疼,却没有话可以安慰她。朕虽是皇帝,但也有血有肉,常人都能有的感情,朕岂能没有呢?她们家跟着朕已有几十年了,朕怎么……”他说不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马齐却不动声色地说:“万岁,年妃是年妃,年羹尧是年羹尧,兄妹二人不能混为一谈。年羹尧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皇上不株连到年妃,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了。国家,公器也,怎能与私谊连在一起呢?”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雍正很满意马齐的话,因为他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年羹尧的事情,是应该做出最后的决断了。他疾步走向案头,扯过一张纸来写道: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乞命折已览,尔既不肯谢罪,朕只好赐尔自尽了。纵观自古至今的臣子,有不法如尔者吗……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如地厚。尔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何忍也?尔自尽后,若稍有含怨之心,则天地不容,尔将永堕地狱而不得超生矣!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他把这朱批谕旨交给张廷玉说道:“拿出去发了吧。”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张廷玉没有多说,迅速走了出去。多年的宰相生涯,使他敏锐地想到,年羹尧既除,下一个便轮着八爷允禩了。八爷是雍朝的一个瘤子,不除掉它,雍正要刷新政治的雄心只能是个泡影。比起死有余辜的年羹尧来,八爷的罪名,并不在年某之下。皇上对他的妒恨,更超过了其他政敌。现在,八爷也已是坫上的鱼肉,只不过,要剁掉它,是要沾上血腥的。因为八爷不同于年某,杀他即是“屠弟”。皇上他,他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皇上的这份上谕,是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出去的。几天之后的一个凄风黑雨之夜,年羹尧听到了这个旨意,也不得不服从这个旨意。他含着悲切,也许还含着愤怒,离开了人间,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了他荣耀,也给了他不幸的世界……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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