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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程戒急用忍圣祖遗训,作威福何俱君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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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程戒急用忍圣祖遗训,作威福何俱君主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两人手携着手地一同步行,一直到午门前,雍正方才停住脚步。他摆手让张五哥他们站远点,自己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年羹尧。年羹尧看皇上如此,连忙说:“主子,您好像心里有事?”

  “什么,什么?”胡期恒吓了一跳,“他田某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把藩司衙门的人也扣了?他凭什么这样做?”

  ⑧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雍正一听此言,脸立刻就变得苍白了。他带着疑问说,“不至于吧?年羹尧是朕藩邸旧人,朕自信对他还是知道一些的。这个人,外谦而内骄,目空一切,胆大妄为,这些他全有;可要说他现在就想谋反,恐怕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吧。况且他此次进京,不是很得宠的吗?”

  “咳,晁刘氏的案子已经审结了。前天晚上,田大人那里的师爷们就送来了信,叫我们想办法。可是,二位大人去了郑州,我们几个又上不了台盘。急得我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却又不敢声张。事情已闹到这一步,怕是想捂也捂不住了,可怎么收场呢?”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雍正说得很动情,也很诚挚。方苞和张廷玉都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可谁也不能作出答复。雍正的心思他们俩能不知道吗?但知道了,和对他作出解释却是两码子事。你既不能说圣祖晚年政务荒疏,可又要说“应该刷新吏治”;你既不能说雍正皇上没有“遵从祖法”,又得说“整饬颓风”十分重要;如今天下几乎无官不贪了,可是却不能说不要这些官,因为你还得依靠他们来推行新政!这可真是难坏了皇上,也难煞了宰相!谁能说“圣祖有错”?可谁又敢说“当今皇上不对”呢?

  “回大人,小的不知。这是昨儿个夜里,田中丞吩咐让预备下的。”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这一点朕不是没有想过。当年圣祖皇帝两次废太子时,年羹尧都曾悄悄地进京,刺探内情,向老八靠拢。只是因为邬思道发现得早,还提醒他‘不要玩火’,才勉强拢住了他,没有公然倒戈叛主。他要是真谋反,朕不知苍天将要怎样发落他了。”雍正冷静地说,“难道他就不想想,有那么便宜的事吗?岳钟麒就在青海,能听他的吗?还有粮呢?饷呢?如今天下大定,他要造反,总得师出有名吧?”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①

  这场雨来得疾,去得也快。第二天拂晓时分,云散雨收,月朗星灿,又是一个大好的天气。原来想在京师多住些天的年羹尧,只好进宫向皇上陛辞。雍正见他进来当然是十分高兴,君臣二人谈得又热乎,又亲密。雍正在养心殿亲赐御膳,为年大将军饯行。珍重嘱托,反复叮咛。其实,说来说去的还是那几句老话:“……你这次回去,一定要节劳,千万不要为了感恩而拼命做事。你糟蹋了自己的身子骨儿,朕心疼啊!朕已下旨给岳钟麒,要他的川军仍然退守四川。你回去后,只要管好自己的兵,少惹是非,朕就完全放心了。粮饷的事,你放手让刘墨林去办也就是了。由他来协调各省,也还归你来节制。你妹子已经晋封了贵妃,还有你的父亲和哥子,都有朕照顾着哪。如今,青海和西藏都稳住了。等将来国力再充盈些,朕还打算让你率兵西进,去殄灭阿拉布坦哪!朕对你寄着厚望,朕自己要做明主,也盼你为贤臣良将。朕想过,到了将来,哪怕单为你造座凌烟阁,也不是什么难事!”

  车铭看了看柴山,回头又看了看站得笔直的官员们,对胡期恒说:“好,咱们就去见识一下,看中丞大人有什么别出心裁的手段。”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

  雍正笑了:“哎,哪能说办就办呢?亮工,你不明白呀。朕要想办他们,即便你不在京城,还不是一纸诏书的事吗?你别忘了,他们都是朕的亲骨肉!哪怕是罪行昭著,朕也还是不忍心哪!再说,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怎么能去教化天下呢?他们眼下并不敢乱动,他们是在等待。等朕一旦弄坏了朝局,再出来操纵八旗铁帽子王爷会议,按照祖宗家法,行废立之事。但朕的江山难道就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吗?朕决心把天下治得好好的,堵住他们的嘴。他们的痴心妄想退了,就还是朕的好弟弟嘛!”

  车铭还没有缓过神来呢,忙问:“什么晚了一步?我怎么听不明白?”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3日。

  方苞知道,雍正皇上这是又钻进了死胡同。便更进一步说:“皇上,下边的臣子们的确是在各自为政。但据臣看,眼下也只能听之任之,急是没用的。八爷和年羹尧两人,好比是两块石头在挡着水路。您想推行新政,就只能慢慢来,也就得用先帝教导的这个‘忍’字。只有时机到了能够搬开他们时,才能使水流畅快,一泄千里呀!”

  车铭也没有想到,田文镜一见面就是一个下马威。他心里慌乱,却又不甘就此服软。在椅子上略一欠身说道:“藩司衙门虽然不过问官司,但前任和现任的开封府尹都是从卑职那里派出的。万岁既已降旨问罪,卑职难辞其咎,自然也要具本奏明圣上的。不过,这件案子拖得太久了,牵连的官员也很多。如果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全都翻腾起来,怕是要引起官场轩然大波的。卑职日前见到年大将军时,他也十分关注这个案子。年大将军的意思是,穷治一下这两座黑庙,绥靖地方治安也就足矣。他特地让我们带来一份手谕,请抚台过目。”说着,把年羹尧的手令双手捧着,递了上去。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年羹尧站起身来,向雍正一躬说:“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奴才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

  可以看出,雍正皇上在写这份朱批时一定十分生气。那一笔龙飞凤舞的狂草,朱迹淋漓,一气呵成,语气之严厉,更是前所未见。车铭看了以后,又转给了胡期恒。胡期恒不看则已,一见皇上在这份朱批中,明白无误地点了他的名字,脸色马上就变得苍白了。他颤抖着将朱批交还田文镜说:“请中丞具折先行禀报皇上,胡期恒知罪。但此中情由一言难尽,容下官回衙后,再细细地写成奏折,回奏皇上。”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②

  对于皇上的处境,方苞很是同情。说实话,皇上刚才说的,他方苞早就想到了。今天这事,办得最让人失望的就是年羹尧。年不是平常之人哪,他当了多年的官,受到皇上多年的栽培了,难道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吗?他要是能出面,只消一句话就可让此事有个圆满的结局。年羹尧可以说,史贻直是出于公心,请皇上不要再责怪他了;年也可以说,大庆刚过就责罚大臣,自己与心不忍,请皇上息怒,饶过他无知算了;年羹尧还可以用自己向皇上请罪的方法,来取得皇上的谅解。总之,他年某人能说的话很多,可是,他竟然冷眼旁观,不置一词。他是真不懂事,还是狂妄自大得没有边儿了?他这样做,让人感到寒心,也让人感到了他的乖谬和不通情理。而且这样做,也只能导致他更快地覆灭!方苞抬眼一看,皇上那里还在咬着牙根哪。他便走上前来,指着墙上的条幅说:“皇上请看,这上面是先帝爷留给您的话:‘戒急用忍’。依老臣看来,先帝这句话,足够皇上受用终生了。”

  胡期恒一听说让他离开河南,连忙称谢说:“大军门抬爱,胡某感之肺腑。河南这块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再呆下去了。不知要调我们去哪里,大将军能否透个信儿?”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①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②

  张廷玉只好实话实说。他将杨名时和李绂的看法,一一报告给皇上,完了又说:“皇上,李绂的话虽然不多,但意思似乎和杨名时一样。都觉得朝廷现在的做法,是急于事功,步子好像也不太稳。”

  车铭一听这话可不高兴了。他和胡期恒之间,平常并不亲热,只不过为了和田文镜斗法,才联起手来。现在,胡某高升天府之国,而他却平调湖广,显然是年羹尧从中做了手脚。他心里有气,又不好明说。便抓住扣押臬司人质的事作文章:“下官多承大将军关照。离开河南对我来说,早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不过,士可杀而不可侮。田文镜扣着臬司衙门的人,就是不把我们俩看在眼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此事,还请大将军从中周旋。”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⑤

  “万岁,您说得很对。但是您这里只要一动八爷,年羹尧就师出‘有名’了。诚如万岁适才说的那样,八爷这些年安插了许多亲信,又都是在各省手握重权的督抚提镇。万岁要刷新吏治,首先要刷的就是这些人。而他们却又是与年羹尧连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枯俱枯。更令人可怕的是,有了他们撑腰,年羹尧只要一动手,粮啊,饷啊的,全都不在话下。唯一让年羹尧顾虑的只有一个岳钟麒,因为他手里也掌着军权!所以,年羹尧真正的失算之处,就是不该与岳钟麒闹翻,把自己的退路全都堵死了!”方苞停了下来,好像在思忖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见雍正不开口,才又接着说,“皇上,臣以为,如今朝中有党,而且不止一个。年羹尧是党,八爷那里也是党,就连隆科多其实也是自成一党的。隆科多这次没敢动手,他怕的不是马齐,更不是毕力塔。真正让隆科多恐惧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年羹尧!隆科多怕他,是因为隆科多看不清年某的心思,也摸不准年某的步子。几个党都想作乱,但年、隆和八爷之间,也是在相互观望,相互猜忌,他们又谁都不敢来和万岁较量!万岁天生的威严和气度,就是一道最好的护堤。他们不能逾越,也不敢妄想逾越。何况还有十三爷的忠心辅佐,更使他们望而生畏。这次劳军气势浩大,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动手了。可是,臣请万岁注意到另外一点:庙堂之上,人妖混杂,万岁您要分出精力来防卫自己,哪还能有心去推行新政呢!所以臣以为,不把这些魑魅魍魉全部扫荡,万岁的改革只能是一句空话!”

  车铭大声说:“刘大人,您真是一语中的!田文镜拿着通省官员不当人看,说穿了,是残刻,是急于敛钱去邀恩固宠。他这是得了‘官痨’、‘钱痨’!”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雍正还在犹豫着:“……朕是想,还把允禟派到你的军中好吗?”

  车、胡二人来到巡抚衙门时,天才刚刚放亮。可是,开封府街面上,与往昔已是大不相同了。只见一街两巷,到处是警戒的兵士,持戈挺枪地在巡逻。空旷的巡抚衙门照壁旁,几十名官员,鹄立在仪门边,一个个心神不定,有的还在窃窃私议。车、胡二人下了马,冲衙役们问道:“这里出了什么大事吗?田中丞现在哪里?”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雍正慢慢地转过身来说:“你的心思,朕全部知道了。哎?你刚才见到杨名时他们,都听到了些什么?”

  刘墨林看罢一笑说道:“好,大将军一笔好字,令人钦佩!不过……学生以为,将军以军令去干预民政,似乎是有点不大合适吧?”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页。

  方苞冷冷地说:“年羹尧就敢!”

  “哎呀,他们要是能来,我还着什么急呢?他们……早就被田大人给扣下了!”

德甲赛程,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不不不,朕最怕你有这想法。”雍正一阵冷笑,“说心里话,朕又何尝不想兄弟和睦?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朕怎么办?这话,朕不愿意在殿里说,因为那里耳目太杂,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如今要分别了,朕问你一声:假如八爷要反朝,你怎样办?”

  大将军年,咨尔河南巡抚田文镜:晁刘氏一案扣留法司衙门公职人员,殊失鲁莽,甚骇视听!着即见令释放,秉公依律审理,此令!

  ④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扎!”

  车铭平静地一笑又问:“哎,那里堆着那么多的柴草,是做什么用的?”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年羹尧躬身说:“奴才请皇上明示。”

  览奏不胜惊骇。清平盛世,昭昭白日之下,竟有此等怪事,真可与当年圣祖南巡时,伪朱三太子毗卢庙之事类比,令人毛骨悚然!即令该抚不必墨守成规,唯以昭天理、顺民心为准绳,速处极刑。堂堂省垣之下,出此丑事,法司衙门平日所干何事?着胡期恒明白回奏!晁刘氏告状三载,通省官员岂有不知之理?即着尔田文镜宣旨,全省官员皆降两级,罚俸半年。钦此!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⑤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方苞一笑说道:“恕臣直言,皇上看到的是‘表’而不是‘里’。年羹尧的秉性中只有两个字:狐疑!狐狸要过冰河,总爱走几步,退两步;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再走两步。等到它认定冰河不会炸开时,他才突然鼓起勇气来,而且只消一纵身,就跳到河对岸了!”

  他们没在郑州多停,而是连夜骑马赶回了开封。胡期恒也不回他的臬司衙门了,准备就在车铭那里稍事休息,然后去拜会田文镜。先亮出年大将军手谕,要他立刻放人,别的事情以后再说。他们想的倒是很好,可还没坐稳,车铭的钱粮师爷万祖铭就闯了进来,跺着脚埋怨说:“哎呀,东翁,你怎么才回来?晚了一步,晚了一步啊!”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③

  雍正环顾殿内,似乎想看看有什么可以赐给年羹尧的东西。看来看去,又好像什么都不大满意。最后,他拿过一柄镂金攒珠如意来,深情地看着年羹尧说:“咱们君臣之间,一切都用不着表白,也一切都在心田之内。你就要去吃苦了,朕想不出赐你什么,才能随了朕的心愿。这柄如意赐给你,就如同朕在你身边一样……”雍正说着,说着,眼圈一红,竟然涌出了泪花!

  田文镜看了,随手又转给几位师爷,自己却说:“年大将军节制十一省的军事,可是,却没有旨意要他过问法司民政啊。案子办到这种程度,我只能秉天理,循王法,而不能想到其它。不错,我这里是扣了臬司衙门的二十三名人犯。可他们都是有重大嫌疑的人,本抚既已全部缉拿,就必须并案处置。试问,他们早不拿人,晚不拿人,偏偏我准了晁刘氏状子的当天夜里,他们就去捉人,不问清怎么能行呢?再说,他们既没有我的宪令,又没有开封府的传票,私自抓人,岂不是胆大包天,目无国法?期恒兄既然今天也在这里,我正好请问一下:这些人半夜三更去抓人,是不是奉了你的令旨呢?”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年羹尧的心被打动了。他“扎”地一声拜倒在地,呜咽着说:“主子保重,奴才这就告辞了……”

  刘墨林笑了:“昔日仓颉造字而鬼哭,因为鬼不识字;周景铸钱而鬼笑,则是因为鬼爱钱。现今有人既识字而又爱官职、爱钱财的,那他死了以后,必定要化成吃人的厉鬼了。

  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年羹尧笑了,心想不就是这事儿吗,皇上至于这样不好出口:“主子,奴才以为,九爷不管在京城,还是到奴才那里,他都不会出事的。而且据奴才看,九爷还是很安份的嘛。”

  “对对对,车大人说得有理。我这就写札子,让田文镜立刻放人。”说着,他命人取过笔墨来,不假思索地一挥而蹴,写完后,又略一审视,让桑成鼎在上边加盖了关防。刘墨林对这事却不能不管,他笑嘻嘻地走上前去,索要过来看时,只见那札子上写着: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④

  好嘛,这迷魂汤灌得也真够年羹尧晕胡了。雍正说一句,他就得答应一声;皇上亲自给他斟了酒,他又必须站起来向皇上致谢,然后再把酒喝下去。忙忙活沽中,已到了该走的时辰了。礼部的人进来回道:“午门外百官已经在候着,请年大将军受郊送礼。”

  年羹尧估计错了。刘墨林只是撂出这句话来,就埋头看他的书去了。年羹尧心里猛然一惊:嗯,这小子是怎么回事?他忽然想起皇上再三叮嘱的那句话:一心办好军务,别的事不要多管。难道,皇上早就在忌讳我过多地插手民政了吗?一丝不安,掠过他的心头,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目送张廷玉离开了养心殿,雍正觉得十分地疲倦。他慢慢地走回东暖阁坐下,望着窗外的大雨在出神。只听他自言自语他说:“年羹尧好大的架子!朕一直在想着,他应该替史贻直说句话的,可是他竟然不来!难道非要上天来说话吗?”

  一言出口,四座皆笑,连神情严肃的桑成鼎也绽开了笑脸。可是,年羹尧却不但没笑,还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这次他进京,几次见到雍正皇上,都听他不住口地在夸赞田文镜。年羹尧还在怡亲王那里听说,如今邬思道也在田某人的幕府中做事。年羹尧想来想去,不论胡期恒和车铭有多大的怨气,自己也不能为了他们俩和田文镜脸。翻了脸,就和皇上唱了反调,也得罪了邬思道。那是不明智,也不划算的。想了一下,便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说归说,笑归笑,”田文镜此人做事认真,还是可取的嘛。现如今天下官员中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皇上着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据你们所说,我以为,他自己还是清廉刚正的,只是受了小人的蒙蔽罢了。你们有苦尽可在我这里诉,但想扳倒田某人,恐怕还办不到。你们的话,我都要奏明当今的,皇上圣明烛照,自当有所处置。你们且耐心地等等,时机一到,朝廷就会有明文的。好了,总说田文镜的事,让人憋闷,说点别的吧。这次我进京、保了胡兄一本,大概他要调离河南;车大人呢,吏部的人和我通了气,也要调开。你们和田文镜闹得这么僵,我看挪个地方未必不是件好事。你们说是吗?”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雍正上前一步,搀起年羹尧:“走吧,走吧。这又不是生离死别,何必这样伤感呢?哎?朕怎么也是如此……多少年了,朕还从来没有这样过……起来吧,朕还像你回来时一样,送你出午门,走,咱们一起走。”

  田文镜一见他俩到来就说:“哦,车大人和胡大人来了,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晁刘氏一案,已于六天前审理终结。兄弟将案情直报进了上书房,皇上发下了六百里加急谕旨。请二位老兄先看看,今日在下就要依旨处决犯人了。”

  ①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2日。

  一听说太和殿失火,雍正心头猛然一跳。太和殿是象征着皇权、皇位的地方啊,那里怎么能发生这样的大事呢?雍正急忙和方苞、张廷玉走到殿外,向太和殿方向看去,却又看不到一丝火光。只见阴霾的天空下,云层似乎是压得更低了。远处可见浓雾样的黑丝在袅袅浮动,却不知是云还是烟。就在这时,高无庸浑身水湿地跑来禀报说:“万岁,火没有着起来,就让雨浇灭了。请主子放心,奴才们正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守着哪!”

  “哦,车兄平调湖广,你嘛,大概要去四川当巡抚。不过,我的话不能作数,等圣旨下来,你们自会明白的。”

  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2月8日。

  雍正似乎是满意了,他点点头说:“嗯,朕也不愿意有这样的事。但当年夺嫡时,他们闹得那么厉害,又为的是什么呢?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都不是省油灯啊!朕心里很清楚,也从来就不指望他们有改悔之心。如今把他们分散开,为的就是防着他们有不规的事。你知道,你在外面把差事办得越好,朕这个皇帝当得才越稳。不然,朝中什么事都可能会出的。朕知道,你惦记着史贻直的事,不知朕将怎么发落他。朕现在还不想对他处分得过重,为的就是他的那句话:‘朝中有奸佞’!他这话不是欺君之言,但这奸佞是何人,史贻直却看错了!”

  车铭带着微笑,边看边说:“田大人雷厉风行,数年沉冤了结于一旦,实在让人钦佩……”他接过那封御批文书来,不料刚一例览,就笑不出来了。原来,那朱批上写道:

  ④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方苞的谈话,使雍正清醒了许多,也使雍正更加惊心。他一字一板地说:“方先生,您不愧是先帝和朕的心腹之臣,股肱之臣。朕的江山,就是要靠您来帮助支撑呀。朕想偏劳您为朕再多多地筹划一番。您就住在老十三那里,一边照顾他,一边与他商议。西边若是来了密折,您要第一个先看。有要事,哪怕是三更半夜,也请立刻到大内来见朕。”

  在郑州年羹尧的行辕里,胡期恒可逮住了告状的机会。有年大将军为他们撑腰,他还有什么可顾及的。当下,便添油加醋地告了田文镜一状。说他怎样欺压同僚,怎样擅借库银,如何勒索官员捐输,又怎样借晁刘氏的案子挤兑藩臬二司……“大将军不知,如今,在田某人的眼里,这河南地面上,除了张球竟然没有一个好人!张球是什么人?他不过是山东阿城的一个无赖。他有个外号叫‘张大裤衩子’,是个专在茶肆酒楼寻衅闹事、吃蹭饭的家伙。原先他投奔大千岁当长随,放出来作了一任归德县令;大千岁倒了,他又落井下石,改投了三爷。现今大概是瞧着三爷也不得势,又一头扎进了田文镜怀里。这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嘛,偏偏田文镜就爱他!说起来好笑,只是因为他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给河工。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他发的是昧心财!田文镜逢人就说,张球此人如何如何的好。可他却不知,张球的底细全在我心里装着哪。上次我向田文镜说了张球的事,他要我拿出证据来。我说,时候不到,到了能说话的那一天,谁也阻挡不了!”胡期恒越说越来劲儿,说得唾沫四溅,面色通红,“田文镜是河南地面上的独夫,他是存心要把这里的官员们一网打尽啊!连他的几个师爷,都上我那里抱怨他,说‘我们东家昏了’。车铭,我说的有错没有?”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年羹尧这才明白,皇上最不放心的是八爷,而不是自己。他冲动地说:“请皇上下旨,半个时辰之内,奴才就把这个‘八爷党’替皇上连窝端掉!”

  车铭和胡期恒不虚此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年羹尧发了话,虽说比不上圣旨,可也差不了多少。他跺跺脚十一省乱颤,就是京师的那些王公贵戚们,谁敢和年羹尧抗膀子?别看他田文镜刀枪不入、油盐不浸,军帖一下,他从此就别想在河南站稳脚步!只要臬司的人放出来,晁刘氏的案子就没法再审,它也就会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死案。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⑧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把暖阁照亮了。方苞看着皇上那沉思而又坚定的神色,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深知皇上这话的分量,也深知自己将要肩负的使命。他的心随着即将归去的年羹尧,还有那个年青气傲的刘墨林飞走了,飞远了。

  在一旁听着的刘墨林插言问:“田文镜此人我不大熟悉,假如你们所说是实,真是骇人听闻了。他这样做,图的是什么呢?”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雍正松了一口气,他镇定而又不容置辩地说:“你去外面传旨:京师久旱不雨,内宫走水,乃朕凉德所致,与百姓无干。朕自当修身齐德,以求天佑。史贻直妄言天变,将罪责加之于忠贞有功之臣,足见其学术不纯,也理应给予严处的。今念其尚无恶逆之心,取其本意,朕法外施仁:着革职,永不起复,免交部议。”

  胡期恒从见到皇上朱批后,心里早就发毛了。原来他还想揽过这事来,可现在又不敢伸头了。万一自己说的与衙役们对不上号,不也要“并案处置”吗?他干笑一声说:“田大人明鉴,出票拿人是巡捕们的事。他们只需在捉人前,和我的师爷们打个招呼就行。臬司有时一天要接十几个案子,我哪能管这些小事?巡抚衙门扣了臬司的人,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雍正心里清楚,这件事他们谁也答不上来,有些话还得自己说:“廷玉,朕知道,杨名时和李绂他们都是好臣子,他们和朕见解不一,也应该让他们把话说完。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朕不是暴君,而是仁君。朕留出时日,让臣子们好好地看上一段,他们就会明白的。你劝他们要和朕一心一德地办事,哪怕是能先办好一个省,一个地方呢,也让他们办下去。只是不要去学史贻直,史贻直他,他太不懂事了。”

  万祖铭吞吞吐吐地说:“车大人临走时交代说,要我们藩司出几万银子,先买住晁刘氏撤回诉状。没了苦主,这官司还怎么打?这本是个釜底抽薪之计,用起来不费事的。可是,不知是那晁刘氏不愿意,还是我们派去的人没本事。去一个,没见回音;再去一个,还是不见回来。我觉得事情有些怪,便派老李头亲自去。我和他约好了,到天擦黑,他要是还不回来,就是出了事,我们这里好赶紧想办法。这不,大长一夜都过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还不是出了事吗?我琢磨着,肯定是晁刘氏那娘儿们把我们卖了!”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雍正只是抬起头来看了看,却沉思着没有说话。

  车铭冷笑一声说:“慌什么,不定是谁收不了场哪!去,叫衙门的师爷全来,待会儿我们一同去巡抚衙门。”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6页。

  雍正听得十分专注,却没有打断他。直到张廷玉说完,他才站起身来,在大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又问方苞:“方先生,蔡珽和杨名时原来成见很深。可他刚来的奏折中却说杨‘操守甚佳,民望所归’;李绂朕也深知,他在任上也是十分廉洁的;还有孙嘉淦,都是忠贞正直的人。可是,他们却为什么对朕的政令,无一赞同呢?真真是令人可叹……唉,知人难,欲人知也难啊!在他们心里和嘴里,总爱把朕和圣祖分开来说,总爱将雍正初年和康熙初年相提并论。朕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朕的心,朕的难处呢?”

  车铭心里有底,他只拣对自己有用的说:“大将军明鉴。田文镜扣着臬司衙门的二十多号人,起因就是晁刘氏这个案子。他擅自革了我和胡期恒的职,说我们是‘私通僧尼,通同卖放’,还要让淫僧淫尼们去和官眷们对簿公堂。这不但有损官体,也不合大清律嘛。可他田文镜就是那么一尘不染吗?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曾收受贿赂,过问官司。人们能不能就此推理说,他田某人自己不好出面,却让下面的人去包揽词讼呢?”

  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史贻直终于被赦免了。为保史贻直而来的张廷玉,听见这道旨意,也松弛地笑了。圣旨虽然说了“永不起复”这句话,可时机一到,皇上怎么说,下边还不是要照着办吗?他又想到刚才皇上说的“京师久旱不雨,内宫走水,乃朕凉德所致,与百姓无干”等等,好像是在下“罪己诏”似的,便说:“皇上责己似乎也太严了一些。就说是天旱吧,并没有成灾嘛。著论责任,应该由臣来担承的。臣为宰相,这协理阴阳,调和朝野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

  年羹尧想不到他一个小小的参议,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怕什么?我节制着十一省军马,河南巡抚管着河南的军务,他不也是我的麾下吗?老胡,你们把它带回去交给田文镜好了。”说完,又恶狠狠地看了刘墨林一眼。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告诉刘墨林,以后少管本大将军的闲事!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年羹尧斩钉截铁他说:“奴才以为,万万不会有这样的事!如果真的出了这事,奴才定要带着十万精锐杀回京城来勤王!”

  “唔,这就好办了。今天要结案,我有几句心腹话想直言相告。我是朝廷特简的封疆大吏,受恩深重,自当勉力报效。所以,此案无论牵连到谁,也全要秉公循法处置。这二十三名人犯已经招供,他们确实连巡捕的牌票也没有的,因此绝不能轻纵!慢说年大将军无权干预此事,就有权我也不敢奉命!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君命尚且有所不受哪,何况年大将军并不是皇上,更何况兄弟只能对朝廷负责!年大将军若有怪罪之处,全由我来承担好了。这一个多月来,我这巡抚衙门里除了河工之外,全衙上下,都是在熬审这些僧尼。有些事,关乎官场闺闼,真是丑得令人发呕。假如一定要在下抖落出来——”说到这里,他瞟了一眼车铭,长叹一声,突然停住不说了。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7页。

  胡期恒跺着脚说:“咳,亏你还是绍兴师爷,这大清律竟然一点都不懂!我的臬司衙门里有的是刑名师爷。你也该去请教一下嘛。这又不是闹家务纠纷的小事,哪能私和私了呢?”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雍正恶狠狠地说:“哼,朕倒是想和他们兄弟和睦、友爱相处的,可他们愿意吗?先生看看,朕自登基以来,老八的人升了多少,可是,他规矩了吗?不,他永不满足,也还是要来作梗!隆科多为什么也会靠拢老八?就是因为看到朕只会苦口婆心的劝说,而没有下狠心,用辣手。朕岂能怕他,是在容让他们啊!可他们哪会想到这里,却自以为得意,以为朕是‘外强中干’似的,哼,年羹尧一离京,朕马上就把允禩赶出上书房,看谁敢来作仗马之鸣?”

  车铭却不慌不忙地说:“老胡,你别怪他,这事是我定下的。我原来想,只要能撤掉晁刘氏的案子,就可一了百了的。现在我们不要乱了方寸,巡抚衙门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们一齐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⑦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有啊,有啊……可是,朕却不知该不该说……”

  “回藩台大人,今儿个田中丞要大出红差,人犯已经押到了。中丞爷现在签押房里,正和几位师爷说话呢。”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①现译名为费德林。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二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甚为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⑩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时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⑧

  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⑧

  ⑦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25日。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作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⑨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

  ⑥引自《真理报评世界舆论对中苏条约的反应》,见《新华月报》1950年3月号,第1096页。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急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腾、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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