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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常师,四16遍

- 编辑:德甲赛程 -

学无常师,四16遍

  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
  深秋,天像漏了似的,连阴雨下个不停。曲阜城鲁国高级馆舍前,雨帘里一个高大的汉子在徘徊。他头戴苇笠,身披蓑衣,双脚踏在泥水中,缩颈耸肩,浑身颤抖,显然,他已在此等候多时了。这位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孔子。
  近来孔子趁工作比较消闲之时,抓紧时间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他听说郯国特别重鸟,以鸟为图腾,甚至以鸟作官名时,不知原因何在。请教过几位学问渊博的长者,也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恰在这时,郯国郯子来朝拜鲁国国君,听说在昨天的宴会上,郯子曾与鲁大夫昭子(名叔孙婼)谈及过此事。孔子没有资格参加国君举行的宴会,无机会向郯子请教,便冒昧来馆舍拜访,也不知郯子肯否赏脸。不想郯子应季平子邀请又赴宴去了,孔子只好在雨地里耐心等他归来。
  不知过了多久,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冒雨向馆舍驰来。马车来到馆舍门前收缰停住,前边那辆乘的是郯子及其随从,后边那辆是鲁国前来陪送的仲孙大夫。
  仲孙大夫先下了车,见浑身淋湿的孔子,不禁吃了一惊。孔子见了仲孙大夫,喜出望外,这真乃天赐良机,忙上前施礼道:“孔丘见过仲孙大人!”
  “秋雨淅沥,寒冷彻骨,仲尼,你为何在这雨地里挨淋?”仲孙大夫问。
  孔子回答说:“孔丘求教郯国君王,如饥似渴,虽秋雨连绵,不敢离去,唯恐错失良机。”
  随从搀扶着郯子走下车来,仲孙大夫上前引荐,孔子施礼见过,一行人来到馆舍,分宾主坐定。
  孔子说明来意。郯子见他如此虚心好学,深受感动,热情地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郯子娓娓而谈,他说:“从前黄帝轩辕氏以云纪官,百官云师而云名;炎帝神农氏以火纪官,所以火师而火名;太昊包牺氏以龙纪官,所以龙师而龙名。吾祖少皞氏立国时,群凤集于殿堂之上,此乃吉祥之鸟,故以鸟纪官,鸟师而鸟名也。”
  孔子感谢郯子的慷慨赐教,又询问了些少皞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看来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公元前523年,孔子二十九岁。
  仲春三月,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官道上,一辆马车在缓缓行驶,曾皙御车,孔子手扶辕木,直立车上。他默默无语,独自欣赏着窗外春色。因为他从来乘车不说话,不回顾。孔子此番出游,专赴临城,拜师襄子为师,请教弹琴的若干学问。
  孔子有着超群的音乐天赋,是管触唇会吹,是弦及指能奏,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了出色的吹鼓手,无论到哪个乐班,不管人多人少,孔子总是佼佼夺魁者。经过这十多年的日研月磨,不停操练,各种乐器,无不炉火纯青。然而他也并非十全十美,似乎是长实践,短理论,常常是不知所以然,难以居高临下。孔子作学问不似有些人那样东一筢,西一扫帚,而是有着严格的计划性,常集中数年时间,专事某一方面的研究。前两年他致力于普查民俗风情,近来又转入研究音乐理论。
  师襄是鲁国的乐官。古时候乐官称师,后来干这一项职务的人就把师作为姓,冠于名前,故称师襄,又称师襄子,加子表示尊称。师襄子在音乐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诸侯。
  师襄子闻听孔子来访,忙迎出大门,让于客室,以上宾之礼接待。他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相互敬仰,只因相距遥远,又都有公务缠身,所以来往较少。
  孔子与师襄喝茶叙旧,令曾皙前去置办厚礼相赠,师襄不允。孔子说:“孔丘今日造府学琴,礼应奉贽敬行拜师之礼!”师襄板紧面孔说道:“你若行师生之礼,我立下逐客之令;若叙老友交情,我用箪食壶浆为你洗尘。请你自己选择吧。”
  孔子不敢固执,只好吩咐曾皙不必备礼,但对师襄说:
  “既是老友相见,不必拘礼,家常便饭,更令人心安。”
  师襄说:“常言道,客随主便,你听我安排就是。”
  孔子是个急性子人,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时光,所以三言两语便转于了学琴的正题。
  师襄是个热心人,又是老友相见,推心置腹,开言吐语,滔滔不绝。
  神农氏创造五弦琴,用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琴用桐木制作。桐木属阳,颇有灵性,能知闰年——不闰年生十二个叶,遇闰年生十三个叶。它还能知秋,每到立秋这天,树叶必落。做琴的桐木就产在鲁国的峄山。琴的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底是方的,象征着地;身长三尺六寸,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日;宽六寸,象征六合;前广后狭,象征尊卑;上圆下方,象征天地;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琴的第一弦配宫音,第二弦至第五弦依次为商、角、徵、羽四音。琴除弦外,还有徽、首、尾、唇、足、腹、背、肩、腰、越。琴唇名龙唇,足叫龙凤足,背称仙人,腰称美女。越长者为龙池,短的叫凤沼。龙池八寸合八风,凤沼四寸合四气。同是系弦的,名称各不相同,那琴首绕琴弦的叫临岳,琴尾高起絚弦的叫岳山,肩下系弦的叫雁足,足下转扭调弦的叫做轸……
  谈了一会,不觉天晚,师襄子设盛宴为孔子洗尘。孔子的酒量很大,但从不多喝,而且食时不说话。酒足饭饱之后,师襄子安置孔子与曾皙在后堂安歇。
  第二天孔子起得很早。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无论头天夜里睡得怎样晚,第二天都要四更起床,先到旷野空气新鲜的地方活动一下筋骨,然后秉烛伏案晨读。吃过早点,像小孩子进家塾一般,师生又对面盘腿而坐,开始了新的讲授内容。
  孔子问:“请问夫子,这古琴著名的有多少?”
  师襄子回答说:“琴名最古最雅的要推婴硒、贡粹,相传为伏羲所造。其次名丹维、粗床,是柏皇所造。电母琴,帝俊所造。菌首琴、白民琴,是晏龙所造。国阿琴,伊陟所造。七弦琴,文王所造。响风琴,周宣王所造。青翻琴,楚无亏所造。卧冰琴,崔驷所造。这些都是宝贵的名琴。能得到古人亲手制造的名琴,模仿他的指法,弹奏他的曲调,勤学苦练,便可成为名家。”
  孔子紧追不放,问道:“假若觅不到古人的名琴,用一般的琴练习,能否成为名家呢?”
  师襄子回答说:“像你这样天赋聪明,勤学好问的人,不必定用古琴,但需认定一位古人,常常练习他的指法歌调,也可以成为名家。”
  师襄子说着从身边移过琴来,弹奏了一曲。孔子在一旁静听,感到此曲非同凡响,是他闻所未闻的。那指法、技巧也脱俗超群,出神入化……
  师襄子弹完,孔子站起身来,连连施礼说:“孔丘如井底之蛙,今闻夫子谈琴,聆听神韵,方知苍天竟如此之大!丘欲于空室中静坐操琴,若有疑点,再求指教。不知夫子意下如何?”
  “一切请便,不必见外。”师襄说着将孔子引入后轩中,任凭孔子习琴。
  孔子于后轩习琴,一连三日,不出门户。一日三餐,前厅里师襄都为孔子备下丰盛酒宴,但他俱不到场,只让曾皙拿些干粮过来,填塞辘辘饥肠。
  第四天,师襄子听孔子曲调已经弹熟,来到后轩祝贺说:
  “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孔子离案施礼说:“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丘继续练习。”
  又是三天过去了,师襄子听着后轩中孔子的琴声技巧纯熟,音调和谐,韵味无穷,不断点头赞赏。步入后轩,夸孔子弹奏得胜过高妙的琴师,劝他另习新曲。孔子说:“夫子过奖了。弟子的指法、技巧虽已练熟,但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更未体察到曲作者的为人,想象出其风貌特征。请容丘再练三日!”
  孔子习琴的第十天,师襄子站在院中如醉如痴地谛听。琴声把他带进了浩瀚的大海。大海的胸怀是那样宽广博大,神情是那样深邃,内涵是那样丰富,性格是那样富于变化。他仿佛看到了大海在怒吼,浪涛汹涌,嫉恶如仇。又好像温柔多情的贤妻躺在他身边,正与他窃窃私语。琴声把他带到了春天的花园,叶绿了,花开了,鸟在高唱,水在低吟,游人在欢笑,一切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和谐。琴声把他带到了广袤的草原,绿草像无垠的地毯,羊群似天上的白云,牧民在放声歌唱……
  师襄子还想继续听下去,琴声戛然止住。师襄不解其意,信步走入后轩,只见孔子正襟危坐于琴几之前,凝神深思,如痴如呆。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头瞥见师襄子站立身旁,猛然爬起,不顾一向重礼,激动地双手抓住师襄子的肩头说:“孔丘正在操琴,弹着弹着,面前站立着一位古人,只见他面黑有威,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师襄子闻言,如雷贯耳,连连作揖说:“好极了,好极了!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说此曲为文王所作,名《文王操》。仲尼,你真聪明过人,一下子便悟到了周乐之精义!老夫枉活一把年纪,自愧不如!”说着,拽着孔子在地上转圈,像两个调皮的孩子。
  孔子说:“全仰仗夫子教导!要学技艺,无名师指点,如在黑暗中摸索;一遇名师,便蓦然出洞穴,眼前一片光明。孔丘不虚此行,明天就要告辞了。”
  孔子吩咐曾皙设酒宴答谢,酒足饭饱之后,二人依依话别。师襄子祝贺孔子琴艺绝世,他说,音乐的希望在孔子,天下的希望也在孔子。
  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岁。
  这是孔子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自己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意思是说,他从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研究学问,到了三十岁,就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向文献学习,向社会学习和实践活动,这时他不仅精通了一般贵族应该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通晓了以高级六艺(汉以后尊为“六经”,即《书》、《诗》、《易》、《春秋》、《礼》、《乐》)为代表的各种文献资料,并结合诸侯纷争,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研究和体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盛夏的一天,孔子正在署衙内专心读书,曾皙闯入,告诉了他一件新闻: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极的谗言,纳儿媳秦女孟嬴为妾,驱逐太子建,命其出镇城父。……孔子不等曾皙讲完,拍案而起说:“禽兽不如也!”
  其实,此类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孔子何以要因此而恼火呢?因为近来他一直在为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动乱不安的天下局势而忧心,为自己的抉择而烦恼。
  目睹现实,混沌一片,像滚滚黄河,泥沙翻腾;似乌云弥漫的夜空,不辨星斗;如乌烟瘴气的山峦,难分草木。他想到自己的先祖正考父曾连辅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偪阳之战手托悬门;想到母亲颜征在滴血的心,流泪的眼,粗若千年古松的双手;想到了母亲弥留之际的嘱咐:“要成大器!”临终时的祝愿:“升,升……起,起……”可是如今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正如俗话所说“人过三十天过午”,都干了些什么呢?整日忠心于小吏,耿耿于皮毛,似这样下去,能“成大器”,做一个周公式的人物吗?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那样一斧子下去,劈开这个沌混的世界,让泾渭分流呢?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让文武周公之世再现呢?……这诸多问题像一釜沸汤在他胸中翻滚,似一团迷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弄得他心绪不宁,肝胆如煎。后来他曾说,君子遇到乐事不喜形于色,遇到忧事也不愁容满面。如此涵养,谈何容易!
  一场暴雨过后,孔子带上佩剑——“君子无剑不游”,让曾皙带上弓箭,二人同去游峄山。他要饱吸雨后清新的空气,让山泉洗涤心灵上的污垢,领悟大自然的启迪。
  雨后的峄山,苍峦若黛,林木如洗;繁花争艳,群卉斗奇;鹿奔狐隐,雉走莺飞。孔子带着弓箭,并不射猎,来到山下,开始攀登。攀至峰顶,凭古松而远眺,览胜景而遐思……
  山顶一巨石,中间一凹坑,坑内积满了雨水,清澈见底。孔子坐在石上休息,目睹坑内清水,颇有感触。此水秉承大自然的圣灵,不杂一点尘滓,与江河浊流,断然不同。可惜不似大海那样浩瀚,经受不住暴日的蒸晒,不久就要干涸,不复存在。水,只有并入江河湖海之中,才有巨大的力量,永恒的生命!自己多么像这一小坑积水呀,虽清澈不染,但却微薄,可怜!……
  喘息了一会,孔子带领曾皙顺山谷而下。东溪西谷,条条瀑流如练;脚下,山泉唱着歌,打着滚,欢腾奔流。沿流不时出现一两个深潭,潭内游鱼清晰可辨。这清溪,这瀑流,这深潭,与山顶石坑积水一样纯净,但却远非石坑积水所能比拟,这里是力量的会合!……他们顺溪流而下,直来至泗水河畔。汛期的泗水河不似春天,诸水汇流于此,浊浪咆哮,吼声震耳。有几处河堤被冲毁,洪水淹没的庄田,吞噬了村舍……孔子伫立在河堤上兴叹,思想感情宛如这奔腾的河水,泻向远方……
  下半生的路该怎样走呢?一是苟安于现状,像山顶石坑里的积水,倒也人人夸清,却无力量,无寿命。这条路他不肯再继续走下去。二是像千溪万流那样汇入泗水,同流合污。凭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走这条路将有可能成为澎湃浪涛中的最高峰,平步青云,坐享荣华富贵。但他不愿走,也不屑走。后来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决不肯牺牲信念去图个人的荣耀。三是泗水混浊,是因泥沙俱下,世态混浊是因君王雄心勃勃,争霸天下;或安富尊荣,昏庸无能;或荒淫无耻,沉湎酒色。若积聚力量打倒昏君庸王,另立圣君明主,就可实现“仁政德治”,统一天下。面对这条路,他思想充满了矛盾。此路并非断不可行,汤伐桀、武伐纣,已有先例。但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走这条路,是违反周礼的。后来,他曾谆谆地告诫弟子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越礼的路,他是连步也不敢举的。四是做天上的云雾,随风飘荡,永不变雨,永不落地,自然更不积成水坑,汇成河流。这就是做一个隐士,只管自己逍遥,不管世态如何。他鄙视这些人,曾斥长沮桀溺“鸟兽不可与同群”。因为走这条路,无法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不“成大器”,不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将无颜见先人于地下。五是另辟蹊径,开创新路。他设想,封固泥沙,泗水便可以变清。挖沟凿渠,让所有清流汇聚一处,便可形成一个明净的世界。于是他决心开创平民教育,扩大教育范围,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变奸佞当道,朝纳不振的社会现实,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
  这次游山玩水,孔子原打算野餐篝火,风寝露宿,在外多住几日。不想离开嘈杂的曲阜城,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思路竟如此之敏捷,一团乱麻,很快地理出了头绪。主意一定,他催曾皙快归,明天就辞官筑坛,设教讲学。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田文镜一夜未曾合眼,拖着沉重的步子,疲惫不堪地回到签押房。刚刚坐下,那位钱粮师爷张云程就过来说:“大人回来得正好。藩司车大人来拜会您,我们回说您不在,他又不肯走,如今正在西花厅里候着呢。”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他说有什么事么?”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没说。”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请!”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今天的田文镜若与昨日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别看他夜里在雍正皇帝面前挨了训,可皇上的话里,不也透出了信任和器重吗?不也说了“朕只要这个绝不宽容”吗?有了皇上这句话,他田文镜谁都不怕,更何况这个他的下属藩台车铭?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他的这个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车铭却无从得知。田文镜刚刚端坐在案头,就听车铭在外边笑着说:“田大人夜来辛苦,到这时才回来吗?哎呀呀,大人如此关心百姓疾苦,栉风沐雨,连夜巡河,真让我辈惭愧呀!”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话到人到,可他走进来一看,哟!风头不对呀。田大人袍服端庄,正襟危坐在堂上,身后四位师爷侍立,两旁衙役站班,因熬夜而显得憔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车铭是个聪明人,马上“啪”地打下马蹄袖,行了下属参见上司的廷参之礼。心中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哎,田某人这是和我闹的什么玄虚?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田文镜抬手一让:“车兄请坐!”回头又高喊一声,“上茶!”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车铭不敢大意,接过下边呈上来的茶杯,又乘机向正中踞坐的田大人偷愉地瞟了那么一眼。车铭此人,五十多岁,头发都花白了。他从十八岁进士及第至今,已在官场里混了三十多年。从知县一步步地升上来,而且一直是干着肥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全托了八王爷的福”。但他心里仍是不满,因为藩台和巡抚之间,虽然只有一步之差,却是咫尺天涯。藩台是“方面大员”,而巡抚是“封疆大吏”。可就是这小小的差别,他却得屈居人下,看着人家的脸色办事,为什么自己就升不上去呢?他想来想去,也找不着原因。就说眼前的这位巡抚大人吧,几天前,还因筹款的事儿在自己那里,又是恳求,又是叫苦,谦恭得让人发笑。两日不见,他怎么会这样托大了呢?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他这儿正在琢磨,田文镜在上面打着官腔开口了:“让你老兄在这里枯坐久等了。你要见本抚,为了何事呀?”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车铭不愧是老油子,这场面他见得多了。官场里不就是这样嘛,宦海沉浮,哪有什么定规呀!他轻咳一声,正容说道:“回巡抚大人,河工所需的三十九万两银子,已经如数拨了出去。本省学政照会藩司,说他已接到朝廷谕旨,乡试在即,要各省早做准备。可是,开封的文庙和书院这两处,却因年久失修,昨夜又遭暴雨,已经泡塌了十几间房子,其余的也岌岌可危。万一秋试时坍塌下来,砸坏了几个秀才,那可就是担戴不起的责任了。我算了一下,修复这两处,大约要五万银子。可我们藩库里的银子,又一两也不敢动。所以卑职才来请见抚台大人,请示这笔银子要怎样出法?”车铭一口气说完,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瞧着田文镜,带着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田文镜心里有底,十分从容地说:“哦,这事你不是已经给本抚来了咨文吗?我早已拜读过了。据我看,山东赈灾和拨款购买漕粮的事并非急务;年大将军所要的军需,原来就是备用的,现在既然打了胜仗,就更可以缓些时日了。文庙和书院的事,不能误了,五万也太少了些,就给他们七万吧。另外,河工上也还缺银子,你再拨出个三四十万,大概也就可以了。”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车铭大吃一惊:“这个嘛……抚台大人,我这里有银子不错,可都是咱们河南不能挪动的,是户部存在这里的呀!您先头已经用了三十多万,还不知上头答应不答应呢,哪还敢再用。年大将军过境时,没有个十几万,恐怕也下不来。这样粗粗地一算,刚刚拉平了的亏空,一下子就少了近百万。朝廷如果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得起呀!”说完,他一眼不眨地看着田文镜。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你放心,这当然不要你来承担责任。我既为本省巡抚,河南的军政、民政、财政、法司,全都要一体照管。出了事,自然也由我来担待。”说着,回身取出笔墨纸砚来,提笔疾书,写好了一张条子,递给站在身后的张云程:“你拿去用印,回来交给车大人,让他遵照执行也就是了。”他一抬头,看见马家化走了进来,又说,“毕师爷,请你和姚捷先去见见马家化,就说我马上就召见他。”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站在田文镜身后的四位师爷看得眼都直了。他们跟了田大人不久,平日只知道这位大人,办事爽快,不辞劳苦,虽然说脸冷一些,可也并不武断。可他们瞧着大人今天这神气,竟像是有意要开罪车铭,而车铭是手握财权的人啊!得罪了他,不是要撵走财神爷,扳倒摇钱树吗?他们正想出来说句转弯子的话,田文镜却对着瞠目结舌的车铭开言了:“至于年大将军过境之需,似乎更用不了那么多。年大将军是位儒将,他当然懂得什么叫‘秋毫无犯’。他已经有了兵部的正当军需,从河南过一下,无非是宴请他一次罢了,怎么会要那么多的银子?”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车铭可真急了,他也有心想让这个二百五的巡抚栽个大跟斗。他接过张云程递过来的单子,看也不看,就塞在袖筒里说:“职藩谨遵宪命。不过,卑职诚心地奉劝大人一句,河南是个穷地方,银子来得不易呀!为追此亏空,抄了三十多人的家,逼死了四个县官。年大人当然不会向我们要银子,他带的那三千多人,就是吃最好的酒席,也不过化用两万银子罢了。我一定遵照抚台大人的宪谕去办。”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师爷里的吴凤阁,听出了车铭的话外之音,忍不住插言说:“中丞大人,您刚才说的银子,眼下还用不着。河工上的钱还没用完呢,等用时再提不迟。年大将军过境前,上边甘肃,陕西幕府里咱们都有熟人,知道消息早。他们怎么办,咱们依例照搬也就是了。”说着,悄悄地向车铭递过一个眼色,两人眼光一碰,又迅速躲开了。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田文镜似可似不可地说:“好吧。车兄,你还有别的事吗?”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车铭笑容可掬地说:“其实,下边这事说不说都没什么,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河道上的汪家奇接到宪谕说,他的差使已经撤了。大人说他擅离职守,其实是个误会。他昨晚上被我传去商议河防上的事,并没有在家。此人干练老成,又是多年的老河务了,如今正是用人之际,突然换上新人,怕要误事的。至于武明嘛,自然也不能委屈他,铸钱司还少一名司正,也是上上的肥缺。我的意思,就把武明补上去,这样,岂不就两全齐美了吗?”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田文镜沉着脸一直听完,却不置可否地说:“哦,我知道了。老兄道乏吧。”说着就端起了茶杯。清代自明珠当宰相以来,官场里说话,所谓献茶,只是摆样子的。不论是主是客,只要一端茶杯,就表示话已说完,“情尽余茶”了,这就叫“端茶送客”。下边的人都懂这规矩,一见巡抚大人端起了茶杯,不用招呼,就一声高喊:“送客了——”你不走也得走!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眼看着车铭走出花厅,田文镜回头又问:“那个李宏升回来没有?”见没人言声,他又下了严令,“去,传齐全衙所有人丁,立刻行动,把邬先生给我请回来!”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可是,田文镜毕竟是亲口下了逐客令,现在才想起邬先生来,岂不是大晚了一些吗?邬思道是个明白人,他正巴不得被撵走哪!从抚衙回到家里,他连房门都不进,站在院子里就下了令:“管家,你现在就去雇驮轿,今夜我们就动身,先去湖广,再到南京!”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是!”管家答应一声,又问:“请爷示下,您要带多少家人?行李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一边说,他还偷偷地看着邬思道的脸色,琢磨着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邬思道面色平静,似乎并不是在和谁生气。只听他笑笑说:“我这趟出行,大概未必再回来了。家人们去留自便,愿意跟我去的,我欢迎;不愿去的也绝不勉强,每人送三百两银子作为谢礼。你不能走,得等我到了南京后再回来。当然我也要另行赏你,行李我要带走,房子里的粗重家具,也全都赏了你。好了,你快去办吧。”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两位夫人兰草儿和金凤姑,正在屋里做针线,听见邬思道说得热闹,连忙迎了出来,把他搀进房里。问他:“爷这是发的那门子疯?怎么说走就要走?”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邬思道在安乐椅上躺好,大声叫着:“拿酒来,今天咱们要好好地庆祝一番!告诉你们,田文镜把我开销了,这可真是一大快事!他这帖膏药糊在身上,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请我走人的话,我可得以消闲了。”说着,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早就有心要重返故园,与你们一起,疏食邀游,长伴梅花。这次超脱出来,可以偿还夙愿了。哈哈哈哈……”笑声中,杯中的酒又被他喝光了。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凤姑和兰草儿她们俩一听这话,全都愣住了。这两个女人,虽然都是他邬思道的妻子,但金凤姑是邬思道的表姐,而兰草儿却是他的“续姑姑”。说起来好像有些乱伦,可要论起真来,却是一部充满神奇和辛酸的爱情史诗。邬思道年轻的时候,人生得漂亮,学问也好。那年正赶上南闱考试,邬思道辞别无锡老家来到南京,投奔他的姑姑。他的姑夫叫金玉泽,纳捐做官,当着南京虎踞关的千总。邬思道第一次出远门,进了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看什么都是稀罕的。他走走看看,走走瞧瞧,就来到了城隍庙前。也是正该有事,他只顾了看景,却不防和一个进香归来的年轻姑娘撞了个满怀。那姑娘又羞又急,伸手就打了邬思道一记耳光。邬思道头回来南京,人生地不熟,也只好自认晦气。他多方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姑姑的家,一敲门,哪知出来开门的,正是刚才打他的那位姑娘。后来,和姑姑说话中间,才知道打他的是他的表姐金凤姑。邬思道在姑姑这里住了下来,准备应考。姑姑看上了邬恩道的才华,就把女儿许配给了邬思道。两人又成了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结亲的一对姐弟姻缘。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世事常常出人预料。邬思道下场后,虽然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可考官却受收贿赂,该取的全都落榜,不该取的又高中榜首。秀才们不干了,邬思道更是激愤满腔。于是就发生了南京学子抬着财神冲进贡院、殴打考官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案。康熙皇上震怒了,主考官当然难辞其咎,可带头闹事的邬恩道,也被明令通缉。邬思道只好潜逃在外,到处流浪,又不幸被劫道的土匪打断了双腿。十年之后,太后薨逝,大赦天下,邬思道才架着双拐重回三吴老家。也在这里,他第一次遇上出京办差的四爷胤祯。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胤祯心怀大志,当时正在扬州私访,在路上巧遇邬思道。因邬思道和四爷的家人戴铎有同窗之谊,便被邀上酒楼吃酒,又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同年扬州太守车铭。车铭追随八爷,正是平步青云之时。小人得志,非逼着邬思道作诗不可。邬思道推托不过,便趁着他们闹酒的机会,即席赋诗一首: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苦苦苦苦苦皇天。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圣母薨逝未经年。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江山草木犹带泪。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扬州太守酒歌酣!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他写得酣畅淋漓,堂堂正正,又敲在了点子上。眼下正是太后丧期,他们在酒搂上恣意闹酒,少说也是个大不敬之罪。邬思道诗句一出,吓得车铭魂飞魄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四爷见这个书生如此才华,欣喜若狂,当时就要把他留在身边。可是,邬思道却日夜都在想念着金凤姑,想早点见到她。他不顾四爷的盛情挽留,不辞而别,一个人悄悄地去到南京。可不巧,姑夫金玉泽已经升职进京。他辗转来到北京时,姑姑又已去世,姑夫却把姑姑房中丫鬟兰草儿收做了填房。金玉泽撕毁前约,将凤姑另嫁了八爷的亲信党逢恩。党逢恩是个势利小人,他和岳丈密谋,要以逃犯罪名,将邬思道秘密杀死。生死关头,在南京时就暗中挚爱着邬思道的兰草儿,挺身而出,盗出了后门的钥匙,送走了邬思道。她一句话都没说,只在分手时扑上前去,在他的脸颊上甜甜地亲了一口,偿还了自己的心愿。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邬思道逃脱灾难后,病倒在一个禅院里,后来被雍王爷收留。从此,他就与这位天之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雍正夺嫡登基,朝中人等都说十三爷立了首功。可他们却不知,真正运筹帷幄、在四爷逐鹿中原时起到决策作用的核心人物,正是那个从来都不曾亮相的邬思道。雍正即位的当天夜里,一队兵丁包围并查抄了金家。金玉泽和党逢恩因密谋作乱,而双双被诛,金凤姑和兰草儿这一对“母女”,在混乱中逃了出来,投奔了邬思道。邬思道不计前嫌,也不管她们俩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什么称呼、什么名义,全都收留下来。好在一个本来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子,而另一位对自己不但有救命大恩,还曾经表示了对他的爱慕。就这样,他们三人成了患难与共、再也不肯分开的亲人。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他们这家人的遭遇,早就引起田文镜的注意了。可他费尽了心机,也没探听出来个所以然来。现在邬思道终于摆脱了田文镜的纠缠,凤姑和兰草儿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兰草儿直言直说:“田文镜算是个什么玩艺?在太原见到他时,我瞧着他那狼狈样就觉得恶心。爷真不该救他,这不是救了一个中山狼吗?”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凤姑却有另一种看法:“要叫我说,这真是件大好事。咱们爷早就腻歪这龌龊的官场了,离他们越远越好。难道没了田文镜咱们就不吃饭了?”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邬思道喝了两杯酒,兴奋得脸上放出光来。他躺在靠椅上舒服地说:“你们不要恨姓田的,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你们也不要说这话来安慰我,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这世上的事,不但你们两个不知道,田文镜更不知道。真正知道我的只有三个人:皇上、十三爷和李卫!你们只需明白,我早已是累极了的人,也根本不想在这名利场中再混下去了。何况这里不只有田文镜,还有一位未曾露面的车铭、车大人哪!好在家里尚有良田三百顷,产业十余万,就此撒手人生,逍遥自在,又何憾之有?田文镜好,他真是个大大的好人。他肯放我走,也算替皇上放了我。我如蒙大赦,又何乐而不为呢……”说着,说着,他竟酣然入梦了。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暮色苍茫时,几辆骡车,悄然地走出了城门。这座历经千年的沛梁古城里,曾结纳过无数的文人骚客,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邬思道也许不是从这里出走的最后一人,他将走向何处?他,还会回来吗……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邬思道一家三口,从离开河南境后,便放慢了脚步,边走边看。在武昌,他们上璐珈山礼佛,在黄鹤楼观景,玩得十分开心。几天后,又买舟东下,来到了南京。在这个留下他们许多回忆的地方,旧地重游,当然有说不尽的感慨,道不完的喜悦和酸辛。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桃叶渡全都玩遍了。说起当年凤姑给了邬思道一记耳光的事,夫妻三人捧腹大笑。谈话中又说起了贡院,两个女人吵吵着要去看看,邬思道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两眼盯着面前云水浩渺的长江天险,脸色变得越来越沉重。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两位夫人都与他息息相关,他的一举一动,也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凤姑见他沉默不语,便陪着笑脸说:“快,你坐下来歇歇。都怪我们不好,一玩起来,就把你的身子忘记了。好在天长日久的,咱们歇一会儿就回去。明天嘛,是去鸡鸣寺,还是游玄武湖,都由你来定好么?”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兰草儿更绝,她说:“再不,咱去游秦淮河好了。爷放心,不管你找什么美人来陪你,我们也不会翻醋坛子的。”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邬思道怅然若失地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说:“唉,你们哪!我出门就坐轿,又一步不能走,我累的什么呢?”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俩人一听这话,就更是上心了:“那你为什么……”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邬思道一指前边:“你们瞧那只大船!”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两人顺着邬思道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江里泊着的是一艘官舰。舰上蒙着鹅黄色的遮阳篷。甲板上还站着一位老头,正和一大群人在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这里离得太远了,说话声当然是听不见的。可是,官舰上插着一面明黄色大旗上的字,在艳阳丽日下,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钦点南闲学政钦差两江观风使鄂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邬思道嘴边闪过一丝苦笑:“看见了吗?这是鄂尔泰的座舰,他也到南京了。”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凤姑看看丈夫的脸色说:“他来南京关咱们什么事?他来他的,咱们玩咱们的,谁怕谁呀?他敢把你怎么样?你要是不想见他,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邬思道忧郁地一笑:“这个鄂尔泰在皇上面前,宠信不在李卫之下,可是他的歹毒和狠辣却连田文镜都得甘拜下风!皇上即位的那天夜里,他奉旨查抄了十三家财产,金家也是在那天垮了的。”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两个女人像被阴风吹着了一般,激凌凌打了个寒颤,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可怕。那一晚上的事,实在是终生难忘。事先并没有一点动挣,善扑营的几百铁骑,就如神兵天降一样冲了进来。他们把金玉泽从热被窝里拖出来,让他穿着单衣,跪在门前的雪地里。家里所有的男女,也全都集中起来,一律搜身,也一律囚在一间库房里,连件棉衫都不让穿。那一天可真冷啊!金玉泽就是在那天夜里,连冻带吓,僵跪至死的。事情虽已过了两年多,可她们一想到那可怕的时刻,还是吓得浑身战抖,这老头儿的手段也真让人佩服!可细想起来,这事既不能怨恨皇上,又不能怪罪邬思道。不全是金家自己作孽吗?她们又都无话可说了。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邬思道看了她们一眼,也知道她们正在想的是什么事。他慢慢地说:“这几天来,我总觉得心里有事,却就是说不出来。一见鄂尔泰,倒给我提了个醒。明天我就到总督衙门去,我必须马上见到李卫。走,回家!”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高高兴兴地出来,满腹扫兴地归去。回到馆舍,两个女人,服侍邬思道洗了身子,让他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邬思道睁开眼睛说:“你们现在想的什么,我全都知道。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我如果不爱你们,哪还有今日?金家败亡的时候,十三爷曾叫我不要再管你们的事,我没有听他的话,尽管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我现在的处境并不很妙,说给你们,又让你们为我担心,何必哪!可是,有一句话,我非说不可,那就是这世界虽大,我却三尺难藏!只要雍正爷在位一日,我就别想有一时的清静。我现在还不能归隐,要归隐也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凤姑是读过书的人,知识稍微广一些,她看看邬思道说:“你别胡猜乱疑的,我们既然跟了你,你到哪里,我们也自然要跟到哪里,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只是……只是,我们心里难受,要不是我们拖累了你……”她说不下去了。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兰草儿心里也同样难过,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说:“爷心里明白,既然你害怕,那就躲开呗,为什么还要上李卫那里凑呢?”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唉,你们不懂啊!李卫现在遇上了难处,我得帮他一把。李卫这人,我是知道的,别看他少了一点文采,可他的聪明却一点也不亚于别人。他是个仗义的人,人对他有点滴之恩,他必定要涌泉相报。他和宝亲王弘历又特别要好。我的事,也只有让他在宝亲王面前说话,才能有出头之日,也才能保得我一世平安。你们俩睡去吧、让我再好好地想一想,不要来打扰我。”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两人哪敢去睡!见邬思道闭上了眼睛,她们就坐在他的床头,轮番地替他打扇,竟一直坐到天光放亮。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南京明代故宫废址的西北,多有一些大衙门。贡院、巡抚衙门、总督衙门等等。可是,座落在这里的江宁织造司更是不同凡响。当年,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住在这里,这就是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曹寅的府第。曹家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当了满族包衣奴才的。历经几代,才成为清初的一大望族。可是自从康熙去世,雍正登基之后,却又被多次抄家。前一个人抄过刚走,后一个人就再次来抄。抄来抄去,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曹氏后代子孙们,死的死了,充军的发配到边疆了,剩下的七零八散,谁也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不过,这里毕竟曾有过昔日的辉煌。因为康熙每次来住,就要重新修葺一新,所以早就是皇帝行宫的规模了。今天,邬思道从这里路过,也掀起轿帘来看了一看。他看到的却是宫阙依旧,人事全非的情景,不由他不感慨万分。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过了江宁织造司不远,就是李卫的那个总督衙门了。软轿在此停住,邬思道费了老大的力气,才艰难地从轿子里钻了出来。这总督衙门的建筑,也是非常壮观的。轩敞高大的府门紧闭着。门上朱漆铜钉,衔环叮当,两尊汉白王雕成的石狮,蹲坐在大门两旁,注视着广场上的过往行人。两行卫士,列队挺立,腰刀佩剑,目不邪视,与那白色的石狮,恰成鲜明的对照。广场上,立着一座高约三丈有余的铁旗杆。骄阳下举目观望,迎风招展、猎猎作响的帅旗上,绣着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一行大字: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钦命两江总督李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总督帅府里大概正在议事,来的人看来还真不少。门外广场四周,歇着无数大轿。也许是天气已近端阳,气闷炎热;也许是轿夫们等得太久,闲得无事可干。他们便东一片,西一堆地挤在一起,正在海阔天空的神聊。这情景与门前那肃杀、静穆的气氛比较起来,又别是一番风味。跟着邬思道来的轿夫,不敢前去通报,却回过头来直看着这位先生。邬思道没法,只好瘸着两腿亲自走上前去。可他离大门还远着呢,就听一声断喝:“站住别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邬思道一直等那个戈什哈来到面前,才从怀里掏出名刺递了过去、从从容容地说:“烦请通报,我要见你们李制军。”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那戈什哈拿着名刺上下端详了好大半天说:“鸟……思道?嘿,今儿可遇上稀罕事了。这世上姓什么的都有,我还没见过姓鸟的呢!哎?不对呀,怎么这个鸟还长着耳朵?这又是个什么鸟?”他回过头来又说,“我们大帅正在和各县来的官员们议事。吩咐了,今日不见客。你改天再来吧。”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邬思道遇上了这等事,真是笑也不得,骂也骂不得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好,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李卫,自己识字不多吧,还又带出了一群睁眼瞎的兵!你再好好看看,看清楚点,那上边写的是个‘鸟’字吗?不过,既然李卫有事,你就叫翠儿来接我吧,我先见见她也行。”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什么,什么?翠儿,翠儿是谁?我们这里没这个人!”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邬思道有点火了:“翠儿是谁用不着你问。你快去,把李卫的老婆给我叫出来!”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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