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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畅春园刀兵见寒光

- 编辑:德甲赛程 -

雍正皇帝,畅春园刀兵见寒光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随着贾士芳的鼓励,允祥真地试着下了地,而且稳稳地站住了:“我起来了!”允祥惊喜地大叫着。他又试着向前走了两步,竟然脚步平稳如常。他高兴地笑着,喊着:“哈哈哈哈……我又能走路了,我又能为皇上办事了……”

  车铭坐下来说:“卑职到京已经三天了,是因为田文镜借了藩库一百万银子的事。户部索要银子入库,田中丞又还不上。户部的孟尚书叫卑职来向马中堂报告,并请中堂定夺。”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房中的人,全都惊呆了。弘皎翻身跪倒,冲着贾道士一个劲儿地叩头。他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马齐微笑着说:“田文镜挪用库银,又不是装到自己腰包里了,他是用在河工上的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户部要回来,还不是要再拨下去,来来往往的也不怕费事?这其实只需一纸文书就可以办好了,田文镜错在没有把这个圈儿走圆。老兄管着河南通政司,是朝廷的方面大员,自然是识大体的。千万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和田文镜生分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在一旁看呆了的弘时上前一步说:“贾仙长,皇阿玛也是有病在身,您能不能去瞧瞧呢?”

  车铭今天求见,是憋了一肚子的气,要告田文镜一个刁状的。可是,听马齐这样一说,他倒无言可对了。只好咽了口气回道:“是。卑职明白。”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贾士芳没有作法,也没有请神,就把沉疴在身的十三爷救活了。在场的人无不惊奇,连弘时也看呆了。他当场就提出,要让这位道长去给雍正皇帝看看病。贾士芳却说:“世上的一切,都讲究缘分。皇上的病如果能治好,他自然会召我进宫的。但他要是压根就信不过我,我就是去了也还是束手无策。”他回头又对十三爷说,“请爷注意,贫道乃闲云野鹤之人,我从来是不愿受一点儿约束的。我劝十三爷也消散一些,比如,你想吃药就吃两副,不想吃也可以完全不吃;想走动,就出去走一会儿,不想动你就歇着;想吃什么东西,就吃一些,根本用不着忌口。这也忌,那也忌,都是庸医们的胡说八道。好了,您大安了,贫道也该告辞了。”说着就走出了房门。

  “这次让你进来,是想问一个别的事。听说开封府晁刘氏的案子里面,还牵连着白衣庵二十多个尼姑和葫芦庙的七个和尚。田文镜上了奏折说,桌司衙门里四十四名七品以上官吏,除张球一人外,请旨一律罢革!怪就怪在,就连你们藩司衙门里,也被卷进了十几个人。这样一来,开封府岂不又是一个洪洞县了吗?据说还有些官员的眷属也牵连了进去,简直是龌龊透顶,不堪入耳。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民妇,就能闹得满城风雨,你知道吗?”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贾士芳离开清梵寺时,弘时一直在他身边跟着。这时他掏出身上戴着的金表看了看时辰,随即就送到贾士芳面前说:“回头怡亲王这里必定有重礼谢你的,我却无物可赠。只有这块金表,是个稀罕的物件。捐给你,好吗?”

  车铭怎么不知道?他又怎么能说清楚这个案子?想来想去的,他竟然呆在那里了。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贾士芳一笑说道:“多谢三爷了。不过我们出家人最是懒散,这东西对我没用。三爷,我心里清楚得很,你不过是想让我给你推推造命。其实,君王公侯命系于天,谁又能动他分毫呢?只要你敬天守命,即使有所克制又有何妨?眼下郡王正在熏灼之时,因时导势,祺祥自在。”说罢,便飘然而去了。

  马齐所以要问晁刘氏这个案子,可不是一句闲话,他已是不管不行了。原来,前不久田文镜上过一个奏折说,河南臬司衙门的胡期恒识得大体,断案公允,还保奏了胡期恒和臬司的张球二人。这封折子皇上还没来得及看,田文镜又变卦了。他参奏胡期恒贪墨不法,草菅人命。要求把除张球之外的桌司官员们“一律罢革”!马齐简直被田文镜闹糊涂了。他不明白,难道河南和开封府竟会如此不堪吗?可今天马齐一问,倒把车铭问住了。车铭虽然不管刑狱,但案子已在开封叼登了这几年,他能说不知道吗?更何况,这案子里牵连的官员中,许多人和他车铭还有关系。就连他自己的内眷里,与和尚尼姑有没有瓜葛,他也不敢打保票。可是,这个愣头青的田文镜已经把事情捅了出去,再想捂,怕是捂不住了。车铭知道皇上一向是刻忌残忍的,断没有“一床锦被遮盖着”的那份仁德。与其蜂虿入怀再去解,倒不如现在就说出来,或许更为有利。他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回中堂话。这件案子已经拖了三年了,全省几乎无人不知。卑职虽不在法司,但其中内情还是略知一二的。刚才听老大人的意思,好像田中丞办得太苛刻了一些。其实,要真地全说出来,只怕里面的黑幕更要骇人听闻的。不知马老大人的意思……”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弘时听他这话说的不着边际,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含义,便也只好以一笑付之。他进了畅春园,一眼就看见这里有许多臣子部在敬候着他。他向众人略微看了一下便说:“叫顺天府尹汤敬吾进来。”

  马齐可不能让他套走了口风:“我没有什么意思。你既然知道,就说说吧。”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汤敬吾还没有说上话,上书房就派人抱来了一大摞文书说:“三爷,卑职是从露华楼来的。这上面的折子,张相和方先生都看过了,连同方先生作的摘要,都夹在里面,是要用加急报到皇上行在的。上头划了圈儿的,都是要紧的奏议。张中堂还特别关照三爷,请留心看一下保定胡什礼的折子。”

  车铭没法了,只好从头说起。原来,这确实是个古今罕见的大案。晁刘氏的丈夫名叫晁学书,是个诗做得很好的秀才。三年前的一天,他独自一人到白衣庵赏雪。庵中的尼姑们见他风华正茂,又长得一表人才,便看上了他。先是留饭,暗中却做了手脚,乘着他醉酒时给他剃了光头。从此他就成了个“假尼姑”,也成了众女尼的的活宝贝。这群女尼轮番上阵,与他昼夜宣淫,硬是把一个翩翩公子,折腾得骨瘦如柴,精枯力竭。尼姑们看他不中用了,又怕他妻子找来寻事儿,便去请葫芦庙的和尚们来帮忙。那葫芦庙里有七个和尚,他们早就和白衣庵的尼姑们勾搭成奸,也早已淫乱得不成体统了。见尼姑遇难,岂有不帮之理,就把晁学书杀死在门外一个枯井里。当时的开封府知府萧诚办案很是得力,他只用了七天时间,就把凶手法园,法通和法明拿住,下到了大狱里。一用刑,他们又招出了师父觉空和法净、法寂与法慧全部同伙。他们还说,干这种杀人灭迹的事早就不是头一次了。开封府在葫芦庙里挖地三尺,又扒出来八具无头尸体,看样子像是进城赶考的生员,连和尚们也记不清他们的名姓,更说不出他们是怎样被杀的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哦,你放在这儿吧。”回头对汤敬吾说:“老汤,你先坐,我看看折子。”他拿起这些折子一看,除了外省申报灾荒的之外,几乎全是在议论着田李之争。那上面方先生的批语是:“实心玉事者自有公论,党援私结之风断不可长。”他正在看着,那个从上书房来的章京又说:“禀三爷,废太子允礽病危,张相和方先生已经约了宝亲王一齐去探视了。”

  省城里出了这么大的奸杀案,萧诚当然不敢怠慢。便立刻包围了白衣庵,把尼姑们全都下到大牢里。只是逃掉了她们的师父,绰号叫做“陈妙常”的老淫尼静慈。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弘时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妒忌之意。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呢?是不是有意地要瞒着我?他烦恼地一挥手说:“你去吧。”可刚回头又见图里琛走了进来,一见面就抢先说:“天气入暑了,军用的凉药还没有发下来,连夏装也不够。有的营里已经传上了病,而军士们却都在骂娘。还有人因上街买药,互相打起架来的。我已经处置过了,但该发的东西还是要发的。请三爷发个话,奴才就好办事了。”

  当时官宦人家的内眷大都信佛,而白衣庵又是开封最大的尼庵。这些女尼们就整天价地串衙门、走路子。上自巡抚衙门,下到司道官员,没有她们不敢见的人,也没有她们不敢去的地方。混熟了,又把和尚充做尼姑也拉进了官衙,和官员的眷属们在一起胡来。无法无天,丑不堪言!而且这种事,只要一上了手,是绝不会就此罢休的。眷属们是女人,耐不住空闺长夜的寂寞,已经是令人可恨了。更奇的是,有的夫人们不会生孩子,就让尼姑们替她生。于是尼姑们也就名正言顺地和官员们睡在了一起,把开封官场搅了个乌七八糟!田文镜曾上过一个奏折说,这些官吏们“帷薄不修”。那意思是说,他们家里的“帐幕”没有整理遮盖严实。这评语实在是太文雅,太客气,也太给他们留了面子了!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弘时说:“这件事,我马上就叫户部办理。你别忙着走,我还有一件差使要让你来办。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禵的囚拘,一向是由你们来管的。他们犯的是抄家罪,可还带着家眷,用着太监和奴才,这未免有点太舒服了吧。有的太监,比如何柱儿他们几个有头脸的,还常常在外头传说些宫闱秘闻,招惹是非。就按他们现在的罪过,也不宜留在京师了。这件事你们要马上办好,不能再拖延了。”

  还有更怪的事情呢!那个淫尼静慈不知逃到了哪里,也不知求了哪位大老倌,就有宪牌下来,叫把尼姑全都放出来。这群放出来的尼姑,神通更是广大无边。没过几天,和尚们也“监候待审”,全都神气活现地出来了。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图里琛是个细心人。他知道,这三个府里的太监除了已经走过的外,现在还留在京城的就有一千多人,要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更多了。他问道,“三爷,奴才斗胆问一下,此事请过圣旨没有?宝亲王在韵松轩时曾经说过:凡与阿其那等人有关的大小事情,都要请了旨意才能办理的。”

  晁刘氏虽然死了丈夫,但自己却无凭无据,更没法断定就是和尚杀了人,便只好再次上告。这一下,萧诚可真作难了。他今天接到上谕,要他“严审凶犯,不得宽纵”;明天就又来了令牌,要他即刻放人。他正无计可施呢,正好,母亲去世了。萧诚也就趁机报了丁忧,解任回家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弘时不高兴了:“这是处置他们的家奴嘛!我又没说让你们动阿其那的一根汗毛,值得你大惊小怪的吗?这件事,明天一早就办。我给你写个手令,出了事,我担着!”

  田文镜来到开封后,晁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可不知为什么却走漏了消息,又不知是什么人绑架了她的儿子。这一下把晁刘氏逼急了,就拦住田文镜的轿子喊冤。臬司衙门里的那些人想杀人灭口,半夜时分悄悄地去捉拿晁刘氏。哪知田文镜派的人在那里等了个正着!于是这个案子就越闹越大发,也越闹越不可开交了……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图里琛一听这话就知道了,弘时并没有得到皇上的旨意。他心里犯嘀咕:把允禩他们几家的奴才全都撵出京城,像这样的大发解,弘时不请圣旨就办了,这位三爷可真够大胆的。想了一下他说:“三爷吩咐,奴才当然应该遵从。可这事太大了,是不是应当请旨后再办……”

  马齐听车铭说了半天,终于明白了这件案子的症结所在。他觉得案子固然重大,可它涉及的方方面面,更令人震惊。自从雍正皇上即位以来,先是山西假冒亏空的一个大案,紧接着又是广东一案九命奇冤。光是这两个案子,撤职查办的就已有二百多人了。如今河南又出了这样的事,和尚——尼姑——官眷——官员们藤缠丝绕,环环相扣。不但牵连的人多,而且猥亵淫秽,把官场的丑事全都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竟然到了这种程度,真真是令人发指!河南的官员们大都贪墨,也大都卷进了与和尚尼姑通同作弊、作奸犯科的这件肮脏事中。他们不但丢尽了斯文,丢尽了人格,也让朝廷跟着他们丢尽了脸面!他简直闹不明白,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官员,连自己和妻女小妾都管不住吗?为什么让事情发展到这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呢?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弘时一听这话就炸了:“我现在还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能就这样干等着吗?你是九门提督,也有直奏之权嘛。你要想请旨,我不拦着你。这事就交给你和汤敬吾了,你们看着办,我也不想再说一遍了。”

  更可怕的还在于,举凡这等男女私情的事,一旦暴露,就会立刻迎风四散,在百姓中广为传播。那就不止是人言可畏,而是众口烁金了!看田文镜的意思,是不管牵涉到谁,也要一究到底,一网打尽,毫无回旋余地的。他已经明文拜发了给皇上的奏折,邸报上也已登载出来。只要是明白人,谁还能看不到这一点呢?马齐自当宰相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难办的事,竟不知该怎么处置才好了。想了好久才说:“车大人,你说得很明白。这事只能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才好办理。再说吧。”

  别梦依稀咒逝川,

  图里琛挨了训斥,只好同着汤敬吾一齐出来。他赌气地说:“有他担着,咱们怕的什么?就给他办!”

  车铭左思右想却不得要领,也不知马老大人这个“再说吧”的后面包含的是什么内容。他正在犹豫,突然,刘铁成脸色铁青,手按剑柄,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两眼直盯盯地看着车铭,却没有说话。车铭见事不妙,便连忙起身告退走了出去。

  故园三十二年前。

  胡什礼的折子里说的却是另一件事。他说:李绂曾经筵请过他,说“塞恩黑罪不容诛,做臣子的不能叫皇上为难。你老兄管着这件事,何不一了百了呢”?弘时心里一动:哦,李绂要杀掉九叔,可又不想沾上血迹。这事你想得也太美了,在我这里就说不过去!

  此时再看刘铁成,只见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黑红的脸膛拧歪了,眉头上的刀疤抽搐着,眼中冒火似的露着凶光,显得十分狰狞吓人。他看着惊愕的马齐问;“九门提督的人要来接管畅春园。马中堂,你知道吗?”

  红旗卷起农奴戟,

  次日一早,弘时的令旨就传到了允禩等人的府第。消息传出,整个京城都全被震动了。这三家的太监、家奴连同他们各家的眷属加在一起,足足有三四千人啊!一句话,就限时限刻全部递解出京,这可真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起解!要加上押送的兵士,少说也有五千多人。这些人被迫离开京城,一家大小,哭的,闹的,骂的,却又被身后的无情棒催着,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连京城的百姓看了这场面,竟也有陪着掉眼泪的。

  “啊?!怎么会有这等事?”马齐拍案而起,怒声问道。

  黑手高悬霸主鞭。

  可是,官场里却和百姓们不同,他们是在细心品味和猜测:嗯,这主意一定出自皇上,他就要加重对允禩等人处分了。于是便纷纷上书,弹劾允禩等人。也有人列举了自古以来大义灭亲的例子,建议说:对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绝不能宽纵。这些奏折在几天之内,就从几十份,迅速增加到了上千份。张廷玉和方苞两人,突然看到这么多的奏章,又说的全是同一件事,他们俩可坐不住了。方苞来到张廷玉办事的露华楼上,笑着说:“大王之风一夜,云树骤起波澜啊!我刚才问了一下园子里的太监才知道,这是韵松轩那边下的命令。这场风的‘青萍之未’,也就在他那里。”

  刘铁成低吼一声:“你过来看看!”说着走向窗前,“唰”地撕掉窗纱,用手指着楼下,“人都开进园子里来了!他们各房各殿,到处乱窜,也到处乱搜。他娘的,这不是要造反吗?”

  为有牺牲多壮志,’

  张廷玉不出声地望着窗外,过了好久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三爷真是好大的魄力呀!”他正要往下说,就看见诚亲王允祉已经走了上来,他一坐下就说:“唉,真是可气,京城被弘时这小子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刚才我进园子时,正好碰上了老八的福晋。她仗着娘家的势力,要到你们这里来哭闹,怎么也劝不住。最后,还是我答应从我府里拨去二十名太监侍老八他们,这才算把她打发走了。”

  马齐一声不响地快步来到窗前,这里居高临下,看得十分清楚。果然一队队的兵丁正在开进园来,澹宁居、韵松轩那里,沿着雨道已经全都是兵了。马齐心里一紧,暗叫一声:“不好!”他浑身的血仿佛倒涌上来似的,脸也胀得通红。突然,他转过身来对刘铁成说:“铁成,快让你的人飞马到青梵寺去请方先生。十三爷如果也在那里,他能来就更好。要快,越快越好。传鄂伦岱立刻上来!”

  敢叫日月换新天。

  方苞和张廷玉二人,处在皇室角逐之中,此时说什么都可能获罪,也只好相对无言。过了好久才听允祉说:“皇上口銮的上谕已经到了,是先送进上书房的,老十六转给了我。我在上书房顺便查了查上书房和军机处的档案,皇上对发解这三个府的人并没有旨意,弘历也不知道。弘时这样做事,是不是太孟浪了一些呢?”

  几个在这里侍候的太监,哪见过这阵势啊,早就吓得浑身打战,面无人色了。马齐忙乱地整理着案上的文书,又准备穿戴好了去见下边的兵士。可是,他忽然停住了。他极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又干脆脱掉了袍褂,在一张春凳上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房内慌乱无措的太监们说:“你们这是怎么了?一个个全像是大庙里的判官小鬼!出了什么事了,不就是隆中堂安排的驻跸军士换防嘛,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我现在乏了,你们不要说话,让我歇一会儿。”

  喜看稻菽千重浪,

  方苞和张廷玉还是不肯说话。弘时做事孟浪,这是不言自喻的,但谁能担保他不是奉了皇上密旨呢?眼见得一夜之间,风向大变。朝野上下,群起而攻“八爷党”。他们知道,即令是弘时把事情办错了,皇上也绝不会替允禩说话的。皇族夺嫡遗风和朝廷上政见之争,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况且还有人在袒护田文镜,攻评李绂。谁还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呢?

  太监们瞧着这位上书房大臣如此镇定,也有了活气。马齐要过一把扇子来,一边扇着,一边闭目养神。很快地,鄂伦岱仗剑进来,打了个千便问:“中堂,是您叫我?”

  遍地英雄下夕烟。

  允祉看着这种情形,真是想哭都哭不出声来。他冷冷地说:“皇上定于六月初七辰时到京,你们告知礼部,让他们准备接驾的事吧。我现在就去向弘时传旨,顺便也告诉大家一声:弘历将要主管户部和兵部的事,凡有关这两个部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转到弘历办事的会琴轩去。”

  “嗯?”马齐好像睡着了又刚醒过来似的:“哦,刚才铁成来说,步兵统领衙门的人进了园子。你是今儿早上当值的,他们预先是不是通知了你?”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张廷玉问:“那么其余的折子,怎么呈转呢?”

  “……回……中堂,没有。方才九门提督李春风带着人来,他随身还带着领侍卫内大臣隆大人的签票。说是皇上即将回来,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检一下。畅春园的防务暂由九门……”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仍旧转到韵松轩去。”允祉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去了。

  马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他们总共来了多少人?”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偌大的露华楼上,就只剩下方苞和张廷玉二人。他们俩一个是宦海老相国,一个则是帝室里的首席文案,又都是胸中城府和文章包罗万象、老辣深沉到了极处的人。但此时此地,他们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很长时间,方苞才突然说:“廷玉,那个号称‘孙大炮’的孙嘉淦就要回京来了,而且晋封了‘都御使’。他可是个敢言之臣哪!”

  “回中堂,听李春风说是一千二百人。”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那也要看看再说。有一种人,当小官时敢说敢为,但一旦当上了大官,可就又是一副嘴脸了。”

  “哦,你下去叫李春风上来一趟。进园的千总以上军官,全都到这里来,我要训话。”

  一山飞峙大江边,

  “不不不,孙嘉淦大概不是那种人。他上次出京时,我去送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方先生,请您记住我现在说的话:我是身负大罪,又逃脱了天罗地网的人。我为父报仇已经尽了孝,如今要为君分忧,当个忠臣了。忠臣也有个不好处,常常会让皇上误会。将来我如果死于刀下,请把我这话原原本本地奏明给皇上,我死也可以瞑目了’。从他的这话看,他还不至于是那种见风就倒的人。”

  鄂伦岱事先并不知此事,但他早从八爷的口风里听出门道来了。今天这事,实际上是一次兵变演习。他原来以为,马齐不定慌成了什么样呢?可进来一看,这老相国却闲适得像个没事儿人一样。马齐越是镇定,鄂伦岱的心里就越是慌乱。他不敢多停,答应一声便飞跑着下去了。马齐这才微笑着站起身来,穿上袍服,戴上了双眼孔雀花翎,端坐案前,等候着李春风他们的到来。

  跃上葱茏四百旋。

  张廷玉思忖着说:“弘时这位爷不好侍候啊!我们身边,也真得有孙嘉淦这样的人,就因为他敢说真话。”

  不大一会儿,鄂伦岱同着李春风他们走了上来。后边还跟着一大群游击千总,鱼贯而入,一齐向这位老相国打干行礼,身上佩戴的马刀叮当作响。

  冷眼向洋看世界,

  方苞没有答话,却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皇上在去奉天之前曾经交代过,‘弘历虽不在京,但你们还要和从前一样,他的旨令都应该一体照办’。可皇上言犹在耳,就又任命弘时当了日常朝政的总管,而弘历又只管着户、兵两部。是弘历失宠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他的目光一移,突然看到了张廷玉案头上放着一个“虎符”,那是刚刚铸好了要赐给岳钟麒的。啊!皇上在承德接见了蒙古王公,又委岳钟麒以重任,莫非他已经在想着兴兵讨伐阿拉布坦了吗?假如真是这样,弘历身兼户部和兵部两项差使,征调天下钱粮,布署武官将弃,那不还是天字第一号的重差吗?!

  马齐声色不动地看了他们好久才问道:“是你们带兵来的吗?叫什么名字啊?”

  热风吹雨洒江天。

  这时,就听张廷玉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办差不怕,吃苦更不怕,最怕的就是上边没有主见,怕的是天下多变啊!”

  李春风上前答话说:“回中堂,我是李春风,他叫李义合。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

  云横九派浮黄鹤,

  方苞已经想通了,他说:“不怕!你瞧着吧.皇上不是个轻易就会变心的主儿!”

  “哦。”马齐仰着脸想了一下又问,“康熙五十一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武闱考试。记得那年就有个叫李春风的,是不是你呀?”

  浪下三吴起白烟。

  方苞看得很准,雍正皇帝确实是说话算话的。皇上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乔引娣就由高无庸领着来到了允禵府里。因为皇上对允禵还没有什么处分,只是让他在家闭门恩过。但这“闭门”二字的含义,却是要他断绝和一切人的来往。引娣出宫之前,雍正还专门对她说:“你去他那里看看吧。他是犯了国法的人,又和阿其那是一党。如今朝廷上下,都正在上折子议他们的罪。你若真是爱他,就劝他安分向善。苦海虽然无涯,但只要他肯改过,就还有兄弟相和重归干好的那一天。但他若是执迷不悟,硬要对抗到底,那朕也不能因私而废公!”说这话时,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引娣,那种爱怜、惋惜,那种带着深深期盼的沮丧,使引娣心里好一阵难过。她自己突然惊异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不是用敷衍和应付的心情来对待这个年纪几乎比她大了一倍的皇帝了。

  李春风忙上前一步半跪下去,两手秉胸说:“是,老师。卑职当时中的是第四十一名武进士。今年春天,卑职刚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来,还没来得及去拜见恩师,望乞恕罪!”

  陶令不知何处去。

  十四爷府还是原先的老样子,他们来的时候,允禵正坐在池清边上钓鱼。高无庸知道十四爷的脾气,不敢用“接旨”的那一套老规矩,生怕惹翻了这个天不怕地也不怕的十四爷。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地说:“十四爷,奴才高无庸给您老请安来了。”

  马齐笑了,他和颜悦色地说:“皇上屡有明旨,要破除门户之见,你又何罪之有呢?李义合,你又是哪一科的呀?”

  桃花源里可耕田?

  允禵回头只膘了他一眼,便问:“什么事?”

  李义合却不像李春风那么规矩,他只是双拳一抱说:“马中堂,卑职是康熙五十六年的武进士。”他心想,我不是你的学生,你也少给我来这一套!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奴才奉了万岁的旨意,瞧瞧爷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没有……”

  哪知,马齐一听这话,却扑哧一下笑了:“康熙五十六年主持武试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这样算起来,我还是你的太老师呢!哈哈哈哈……”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唔。”

  马齐是熙朝的老人,如今朝中为官的,除了李光地,谁也没有他的资格老。今天他有意地撂出了大牌子,下站的二李却都得乖乖地听着,谁敢说半个不字啊!马齐站起身来。格格地笑着说话了:“既然你们都是我的学生,那我可要点拨你们几句了。我这可不是依老卖老,更不是教训人,我说的全是实话。这北京城可不同一般哪!是帝辇,是皇上和文武大员们居住和办事的地方。畅春园和紫禁城是禁苑,那里更是至尊至贵、神圣无比、任何人都不得亵读、不得轻慢的地方,那里的规矩也是不能差之毫厘的。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是防护九门禁城,它的权限也只在九城之内。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都是由上书房和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侍的,没有圣旨,连一兵一卒也不得擅入。你们明白吗?”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奴才听万岁爷说,他刚刚在奉天见到了外祖公乌雅老王爷。老人家身子康健,几位舅老爷和姨妈们也都很好,他们也都让给您带好来呢!”

  李春风躬身回答:“中堂,我们此次带兵进园,是奉了隆中堂的将令。马老中堂这‘擅入’二字,我们不敢当。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您吗?”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唔。”

  马齐根本没把他的这个“学生”看在眼里。他提起笔来疾书几行,取出印匣子里的上书房关防,小心地铃了印,递给鄂伦岱说:“你飞马进城,传我的钧谕:无论是奉了谁的指示,凡进入大内的所有兵丁,必须立刻退出来,在午门集结听令。”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如今京城里出了很多事,隆科多昨天刚回到京里就被圈禁了。还有不少官员都上表请求处置八爷九爷十爷和……”

  鄂伦岱听这位中堂大人的口气,斩钉截铁,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他愣在那里好久,才吞吞吐吐地问:“这……马中堂,这事您是不是要和隆中堂合议一下……”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唔。”十四爷还是不说话。

  马齐一口回绝:“合议当然是要合议的,不过这用不着你来管!你立马就给我去传令,先退兵,别的以后再说!怡亲王和方先生很快就来,你进城见到隆中堂,就带个信去,叫他也马上到这里来。”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高无庸说:“万岁的意思,是想让十四爷您挪个地方,住到咸安宫里去。万岁说:咸安咸安,大家平安……”

  鄂伦岱十分不情愿地走了。马齐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李春风和李义和。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暗哑,使人听了毛骨悚然:“你们俩刚才说不是‘擅入’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什么叫‘擅入’。越权非礼而入就叫‘擅入’,懂了吗!先前不懂,尚有可原;现在改过,为时不晚!畅春园里本来就驻有三四千人,他们并没有接到移防命令,双方一旦争执起来,就是血溅畅春园的泼天大祸!别说你们了,就是隆中堂亲自来,他也难以善后,更难向皇上交代!先退出去听令,就没有你们的事。不然的话,我就请王命旗来先斩了你们,然后再调丰台大营进园关防。怎么,你们要以卵击石吗?”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允禵“唰”地把鱼杆扔进水里,站起身来正要发作,却突然看见了躲在高无庸身后的乔引娣。他一下子就愣在那里,脸色也变得苍白了。

  这些进园的兵士听马齐说得这么严重,一个个全都蔫了。他们只是奉命进园,并没有接到遇见抵抗就立即厮杀的命令。碰了这么硬的钉子,一下子竟不知如何是好了。李春风和李义和交换了一个眼神,回过头来说:“马老中堂,您老和隆中堂都是上书房大臣,这事儿可真叫我们为难了。我们可以听令,也可以暂时退出园外,但请马中堂给我们写几个字,也好让我们向上边交差。马老中堂能体恤我们的难处,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这两个曾经相依为命的苦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形下又重新相遇。他们的心里,既有着说不出来的思念,又有道不明的疑虑。引娣早已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冲上前去,跪在十四爷面前,只叫了一声:“十四爷……”,后面的话便全被哽咽住了……

  马齐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哎,这就对了嘛,这也才像是我的学生。”他一边写着字据一边又说,“你们虽是武人,可也是朝廷命官,事事处处都要听朝廷的,才不会出错。好了,下去吧!”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允禵瞟了一眼引娣,却立刻又转向了高无庸,严厉地问:“你说的那个八爷,大概就是阿其那吧?他如今又招惹了什么是非呢?他已是圈禁待死的人了,雍正还不肯放过他吗?”

  太监泰狗儿跑进来说:“禀中堂大人,奴才去找十三爷,却听说他昨儿个就去了丰台大营。今天一早,又把方老先生也请去了。这里发生的事,十三爷留下的随从们,已经飞马禀报十三爷了。”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高无庸吓坏了,他一眼看见允禵还光着脚站着,连忙跑上去跪在允禵身边,小心翼翼地替他穿上鞋子。这才又说:“爷知道,奴才是个什么东西,能知道多少事情呢?不过奴才听主子说,您和八爷他们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就不会让您搬到咸安宫去住了“嗬!真新鲜,我和老八他们还不一样?他大概是想着我和他还是一个娘的缘故吧。你传话给你们的皇上,除死无大事!瞧我这身板,比在前线打仗时还结实。我吃得饱,养得壮,就等着上西市了!你还可以告诉他,别那么小气,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一样。留下我自己,他难道就不怕我翻墙跑了,到外头啸聚山林扯旗造反吗?”

  马齐一颗心掉在肚子里,他终于放心了。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早已是汗透重衣,疲惫至极,他重重地往春凳上一躺,吩咐太监们:“隆中堂来了,就立刻叫醒我!”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

  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

  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

  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

  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

  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

  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

  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

  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

  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

  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

  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

  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

  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

  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

  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

  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

  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

  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

  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

  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

  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

  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

  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

  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

  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

  ‘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

  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

  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

  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

  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

  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

  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

  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

  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

  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

  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

  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

  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

  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

  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

  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

  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

  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

  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

  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

  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

  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

  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

  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

  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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