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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祖国,乔布斯传

- 编辑:德甲赛程 -

复兴祖国,乔布斯传

企业文化

曾有记者问乔布斯:「你的特长在于招聘最好的人才?」

乔布斯回答说:「不完全是招聘。招聘到人才后,还必须为人才创建最好的环境,让这些人切实感觉到,他们身边到处都是与他们一样出色的人,他们的工作有巨大的影响力,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清晰的远景目标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除了招聘到最好的人才,乔布斯也会努力为这些人才创建一个最好的工作环境──这个包含各种软硬件因素在内的大环境,通常也被称为企业文化。

今天的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库比蒂诺无限环岛路(Infinite Loop, Cupertino),是一组排列方式别具一格的办公楼群。这一片办公楼群由6幢低矮的办公楼组成,整个园区建成于1993年,最初只租售给研发型的公司,6幢大楼也因此被命名为「研发1号」到「研发6号」。事实上,「无限环岛」这个名字就是从编程里「无限循环」的概念得来的。

乔布斯主管Macintosh团队时,苹果就开始逐幢逐幢地搬入无限环岛及其附近的办公楼。乔布斯回归后,园区内除了苹果公司占据的办公室以外,又搬入了一些非研发性质的公司,6幢大楼随之被改名为「无限环岛1号」到「无限环岛6号」。苹果员工还亲切地把园区西南角停车场外一家孤立的连锁餐馆戏称为「无限环岛7号」。

驾车行驶在无限环岛1号及其周边,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别样的稳重与内敛。道路周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外观缺少变化的办公楼在路两旁错落有致,园区里很少能看到在谷歌总部园区经常见到的动感色彩与造型。园区正门的商店除了销售苹果产品外,还销售带有苹果商标的T恤、帽子、马克杯、水壶、衣服等纪念品。走到园区6幢办公楼中央的庭院里,访客总会感觉到,这里是一个优美、恬静的花园,而不是那些正在开创未来的、激情四溢的工程师们办公的地方。

实际上,乔布斯想在苹果内部营造的,是一种既面向未来、面向技术精英,又井然有序、制度严明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像谷歌的企业文化那样完全以技术和创新为主导,又不像IBM的企业文化那样过分强调等级和结构。可以说,乔布斯的苹果所代表的,是一种专制氛围烘托下的创新文化。

顺便说一句,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苹果正在距离无限环岛路大约1英里的地方兴建新的办公园区。2011年6月7日,乔布斯在库比蒂诺市政会议上,亲自为大家展示了新园区的设计方案。新园区预计在2015年完工,将成为一个占地150英亩,可容纳12000名员工的超级办公区。那块地皮原先归惠普所有,乔布斯显然是利用早年积累的人脉,说服惠普将地皮转让给了苹果。乔布斯说:「你会发现新园区看起来像一艘正在降落的飞船。大楼将是环形的,且全都是曲面玻璃。我们将之前建造苹果专卖店的经验搬到了这里。」

一方面,苹果的企业文化充满自由创新、不循规蹈矩的因素。曾在苹果工作6年之久的李开复回忆说:「苹果的文化是工程师文化。当年,有一位工程师自称可以做出比英特尔更好的芯片,斯卡利就给他买了一台价值1500万美元的克雷(Cray)超级计算机。后来,在发现根本不可能跟英特尔竞争,几千万美元都是在白白浪费之后,这个项目才被取消──对苹果来说,这是一次错误,但也是苹果工程师文化的一种体现。」

苹果的工程师在工作中一派天马行空的作风。1994年,苹果的工程师们在研发Power Macintosh 7100电脑时,把项目的内部代码命名为卡尔·萨根(Carl Sagan),这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字。尽管项目的内部代码并不公开,但卡尔·萨根先生本人却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这件事。极其在乎名誉的萨根先生怕这个内部代码真的变成了产品名字,一怒之下起诉苹果,并发了律师函,要求苹果改名。苹果同意改名,但工程师们却报复性地把项目名字改成了「BHA」,这个缩写其实是「大头鬼天文学家」。萨根再一次被激怒,将苹果告上了联邦法院。不过,法官还是没有支持萨根先生的诉讼。为了取笑萨根,苹果工程师又改变了项目的内部代码,这一次,Power Macintosh 7100被工程师们称做「LAW」,这实际上是「律师都是胆小鬼」的缩写。

在乔布斯的感染下,苹果员工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工作改变世界。在苹果,工作几乎被上升到为信仰献身的程度,就像宗教一样。例如,一遇到新产品发布的日子,员工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彻夜不眠地为第二天的主题演讲做准备。乔布斯或其他高管在台上开始演讲后,苹果的员工们则会狂热地聚集在办公室、食堂或咖啡馆里观看直播,这些员工几乎和参加发布会的「果粉」一样兴奋。一位苹果员工说:「参加或观看发布会是在苹果工作时最美妙的体验。」

另一方面,苹果也差不多是现代IT企业里对员工要求最严格的公司之一。苹果可不是一家可以随便打哈哈的工作场所。一位苹果前设计师说:「当然,苹果是一个非常严格、无情的工作环境。」而一位苹果前产品高管则说:「虽然要求严格,但苹果的态度是,你在一家生产全世界最他妈酷的产品的公司工作,你够荣耀的了。那么,请闭上你的嘴,好好工作吧。」

与Macintosh的「海盗团队」时代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苹果总部,你看不到太多穿着短裤和人字拖的工作人员,也看不到装饰得很有个性的办公隔间。乔布斯当年回归苹果后,就对员工作出过严格的规定,包括园区内不准吸烟,禁止带狗进入园区等。这种情形完全和谷歌的办公环境相反。要知道,在谷歌,不但可以带狗上班,甚至还有「穿睡衣上班日」、「带小孩上班日」这样的活动,公司里随处都是好吃的和好玩的。

乔布斯还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园区内的上万名员工。因为学佛的缘故,乔布斯自己是一个只吃鱼和素食的「鱼素食主义者」。有一次,在公司会议上有人问乔布斯,他对公司内部什么地方最不满意。乔布斯回答说:「员工餐厅。」很快,乔布斯更换了餐厅的全部厨师和食品采购员,并专程从他喜欢的一家餐厅聘请了新的厨师。大家不久就发现,乔布斯自己最爱吃的豆腐成了员工餐厅菜单里的主角。

保密是苹果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加入苹果的员工都被近乎苛刻地要求遵守各种保密制度,例如,员工不得在博客或任何其他公开渠道谈论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内容,也绝对禁止和配偶讨论有关公司的事情,在公司工作时,很多涉及保密或法律相关的事情都不能在电子邮件中讨论。对于外界关于苹果的负面报道,苹果的公关部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持沉默,普通员工更是禁止对外发表任何看法。保密项目或艾维所负责的工业设计团队的员工,每天上班都要穿过严防死守的安全门,每道门都要刷卡、输入密码才能通行。办公室的保密区域都装有摄像头,最保密的东西甚至用黑布包裹,一旦取下黑布,就有红灯亮起,以提醒员工加倍小心。

实际上,各代iPhone和iPad发布前的几次外观泄露事件,大多是通过苹果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代工厂泄露出去的。2010年,苹果的工程师在一家酒吧喝酒时,不慎丢掉了他当时正在测试的iPhone 4原型机,好事者将手机卖给科技网站Gizmodo,造成了苹果历史上最著名的员工泄密案,这也许是苹果自身近年来出现的最大保密漏洞了。

严格的管理也体现在员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一位苹果中国的员工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公司规定的五星级酒店里。在苹果,员工出差住酒店必须住公司建议的酒店,对于不在公司清单里的酒店,即使价格便宜,也不能住。这位员工在酒店里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材料。大会要求同声传译,必须为每个同声传译员预先准备好所有幻灯片的打印稿。这位员工算了算,所有打印稿共有1千多页,如果在酒店的商务中心打印,每页价格高达10到12元人民币,总计费用将超过1万元,还不如就近买一台轻便的打印机,在酒店房间里自己打印便宜。但即便是为公司省钱,这样的事情也必须报请上级批准。这位员工给经理发了电子邮件,直到收到经理肯定的回复后,才去买了打印机,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

虽然苹果的企业文化以严格著称,但苹果人还是很喜欢苹果的工作环境。苹果的人才流失率一直很低。

苹果公司的一位猎头说:「人们加入苹果并留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信仰公司的使命,尽管对他们个人来说,可能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开心。」

苹果一位前副总裁则说:「在乔布斯的团队,员工工作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不会因为乔布斯是天才,就觉得自己的创造力受到了压抑。乔布斯在预测未来方面非常出色,想法通常领先所有人三年左右。虽然他也不是一贯正确,但员工还是很高兴能有人预见到未来的产业趋势,他们为拥有一个对产业有如此深刻认识的领导者而骄傲。」

颜色革命

1996年2月,《财富》杂志采访当时还在NeXT苦苦挣扎的乔布斯时,乔布斯说:「如果我来管理苹果,我会压榨出Macintosh剩下的所有价值,然后转向下一个伟大的产品。PC战争已经结束了。都结束了。微软早就赢了。」

的确,微软、IBM和英特尔早就赢得了PC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苹果在个人电脑领域就没有任何机会。1996年的乔布斯肯定没有想到,当他一年后成为苹果临时CEO后,苹果还有足够的机会在个人电脑领域异军突起。虽然不能在正面战场逐鹿中原,但乔布斯和艾维这对黄金组合硬是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为苹果电脑重新塑造了潮流、时尚的品牌形象,在年青一代的消费者圈子里,生生赢回了一部分市场。

乔布斯回归后,围绕着个人电脑所进行的这场绝地大反击,第一场战斗是从彩色透明的iMac开始的。

iMac之前,个人电脑的发展基本上是性能角逐;CPU不断升级换代,硬盘和内存越来越大,显示和网络性能越来越强,电脑之间攀比的是数字,是性能指标。除了「傻冒」的苹果,没人在乎电脑的机箱是不是漂亮,键盘的颜色是不是美观。

第一代Macintosh当年也曾在外观设计上动过脑筋。乔布斯坚持使用的一体化机身和正面向前突出的「额头」设计,都是Macintosh独到的地方。但在那个时代,用户更看重的是计算机能不能处理复杂的公文、报表,玩高分辨率的游戏,而不是电脑的外观。

一直以来,所有人都认为,电脑不过是个高性能的计算工具──直到乔布斯从艾维那数以百计的设计模型里,发现彩色、透明、水果糖一样的iMac。

1998年5月6日,乔布斯在14年前发布Macintosh的同一个会场,揭开了iMac的神秘面纱。会场上亲眼目睹iMac真身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天被单调的黑白两色机箱消磨掉了所有审美情趣的人们突然发现,电脑原来还可以被设计得这么养眼。这样有趣的水果糖设计真的出自地球人之手?

除了创意的外观,iMac与当时日趋流行的互联网之间,也实现了紧密集成。用户打开电脑,就可以连入互联网冲浪。iMac这个名字里,开头的字母「i」所代表的就是互联网(internet)。

从5月6日发布iMac到8月15日在全美正式发售,苹果在3个月里得到了15万台订单。在发售后的头6个星期里,北美、日本和欧洲市场一共销售了27.8万台iMac。到1998年年底,短短半年,iMac一共发售了80万台!

要知道,当年斯卡利和乔布斯对第一代Macintosh所做的过于乐观,以至于导致库存灾难的市场预测,才不过是每月销售8万台!

一位媒体记者回忆说:「iMac的发售日,是我们见过的某型号计算机卖得最好的一天。」

乔布斯说:「我们设计iMac的目的是为客户提供他们最关心的东西──让人兴奋的因特网功能和简单易用的特性。iMac是领先一年、售价1299美元的电脑,而不是落后一年、售价999美元的东西。」

有趣的是,iMac发布后,苹果亦敌亦友的老朋友比尔·盖茨不无嘲讽地对媒体说:「现在,苹果领先的只是颜色,我们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赶上。」盖茨的言外之意是,你iMac不是独特吗?可你只有色彩独特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用户选电脑,又不是选油画颜料,色彩有那么重要吗?而且,即便色彩重要,别人不会很快模仿吗?这么简单的东西。哼!

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无论盖茨是否看得到iMac彩色设计的卓越之处,那卓越之处就在那里,不增也不减。

千万别小看iMac所领导的颜色革命。

苹果前主任工程师,目前任盛大多媒体创新院院长的陆坚对笔者说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世纪的西方人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人,在衣服颜色上都单调得要命。但今天,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的衣着缤纷多彩。如果有人说,不就是颜色的改变么,有那么困难吗?这些人其实并不知道,衣着颜色的变化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风俗、生活观念、人文理念的变革。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五彩缤纷的衣着,在中世纪的西方和以前的中国都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才让社会变得五彩缤纷。电脑领域也是一样,那些跟在创新者后面说创新如何如何简单的人其实并不懂得,真正的创新在于,它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状。」

外形和颜色是艾维一直强调的两种核心设计元素。iMac开创了苹果对完美色彩不懈追求的道路。

后来发布的iBook也沿袭了iMac的彩色透明设计,再后来的iPod mini系列,更是用金色、银色、粉红、绿色、蓝色等炫目的色彩诠释着不同风格的音乐潮流。即便是iPhone和iPad的黑白两色,也在不断向我们证明,大师艾维对颜色这种感性设计元素的把握能力,早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更为有趣的是,1998年,随着iMac的发布,当苹果的产品开始变得五颜六色的时候,苹果自己的商标却悄悄地从彩色苹果变成了单色苹果。今天,在每件苹果产品的包装盒内,我们都能找到两张白色的苹果商标贴纸。

白色是最空灵清净、包容万象、清澈明亮的颜色。当苹果自身的产品越来越炫目迷人的时候,苹果自身的商标却因为白色而变得愈加内敛和端庄──这,也许正与乔布斯心里追寻多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禅机不谋而合吧。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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