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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作品赏析

- 编辑:德甲赛程 -

徐志摩作品赏析

  一

谢冕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女郎,单身的女郎,
   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霭里,
  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在记忆中永存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二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①写作时间和发表报刊不详。 

  “女郎,散发的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听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
  轻荡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他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象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写诗的人都能获得这般宠遇的。也许一个诗人生前就寂寥,也许一个诗人死后就被忘却。历史有时显得十分冷酷。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谈论的人们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基督教经典《圣经·新约》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假想性预言,尽管在缺乏“宗教感”的我们国人看来未免虚幻可笑。但对富于“罪感文化”精神的西人和基督徒来说,却实在非同小可。
  基督教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所有的世人,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新约·马太福音》中描绘审判的情景是:基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王向右边的义人说,你们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也就是说,作恶者往永刑里去,虔敬为善的好人则往永生里去。
  徐志摩是现代作家中“西化”色彩极重的一位,他对西方文明的谙熟和倾心赞美认同是不言自明的。在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正是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造设置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
  第一节描绘出了“最后的那一天”所出现的黑暗恐怖的情景:春风不再回来,枯枝也不再泛青,太阳、月亮、星星等发光体都失去了光芒,整个天空黑茫茫浑沌一片。诗人着力喧染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衬托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
  第二节进一步展开描绘那一天将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情——“价值重估。”那一天,一切现实中成旧的,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推翻。在这“最后审判”的威严中,在公正严厉的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灵魂都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也无法掩饰,完全暴露呈现在上帝面前,再也没有了诸如财富、地位、权力等身外之物,也没有了诸如“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掩羞布”和“贞节坊”。
  已有不少论者指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弱于对现实生活有关事物的联想和描绘,而长于潇洒空灵,飞天似地虚空无依的想象。
  这个特点在这首诗歌中确乎足以略窥豹于一斑。
  在第一二节诗味并不很浓的,沾滞于现实的意象设置和描绘说明之后,作者在第三节转入他最拿手的对爱情的空灵想象和潇洒描绘。到那个时候,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诟病,冤屈,不能堂堂正正、自由无拘地相爱的“你我的心”,却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这里,诗人以“并蒂莲”比喻两颗相爱的“心”,化虚为实,巧妙贴切,并且使得“雪白”不但修饰“并蒂莲”,更象征寓意了“你我”爱情的圣洁。“爱的青梗”,在意象设置上,也是虚实并置,使意象间充满张力,“秀挺”、“欢欣”、“鲜妍”三个动词(或动词化的形容词)则生气满溢,动感极强。徐志摩在第三节中对爱情的描写,显然与第一二节的黑暗、恐怖或庄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出了爱情“是唯一的荣光”的纯洁和神圣。“你我”在上帝面前再不必象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张皇”。躲躲藏藏,完全可以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上帝也一定能为“你我”作主,让“你我”“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获得美满之爱。
  徐志摩是一个总想“飞”的诗人,总想“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徐志摩脱离实际的空想性和面对现实的软弱性。然而,艺术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从某种角度说,艺术是现实的补充和升华,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正可以在艺术中得以实现,得以补偿。这不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要义吗?古往今来,《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死后化为“连理枝”,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为美丽的蝴蝶而比翼齐飞,不都脍炙人口,流传久远吗?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追求爱情上,徐志摩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热烈大胆,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一切流言之勇气的。
                           (陈旭光)

  三

  愈复杂愈有魅力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边扯起了黑幕,
   这顷刻间有恶风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看我凌空舞,
   学一个海鸥没海波:”——
   在夜色里,在沙滩上,
  急旋着一个苗条的身影——
      婆娑,婆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觉得他以三十五岁的年华而“云游”不返是个悲剧。但是,诗人的才情也许因这种悲剧性的流星般的闪现而益显其光耀:普希金死于维护爱情尊严的决斗,雪莱死于大海的拥抱,拜伦以英国公民的身份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在一场大雷雨中结束了生命……当然,徐志摩的名字不及他们辉煌。他的一生尽管有过激烈的冲动,爱情的焦躁与渴望,内心也不乏风暴的来袭,但他也只是这么并不轰轰烈烈地甚至是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去了。但这一来一去之间,却给我们留下了恒久的思念。
  也许历史正是这样启示着人们,愈是复杂的诗人,就愈是有魅力。因为他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我们从中不仅窥见自己,而且也窥见社会。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常常是难以曲尽其幽的。
  这是一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象他这样一位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社交极广泛,又在剑桥那样相当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正如他在《吸烟与文化》中说的:“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由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自然会很容易地被判定为不同于众的布尔乔亚的诗人,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那种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
  茅盾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即使在现在读来,也还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①茅盾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但是茅盾依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②)这两个字概括了这位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③朱自清这一评语是知人之言。他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①茅盾:《徐志摩论》。
  ②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54页。徐志摩在引用这两句话后写道:“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语。煞风景,当然,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
  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四

  茅盾对徐志摩的批判是尖锐的。人们今天可能会不赞成他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于具体材料之上的,没有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极端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以《秋虫》、《西窗》两诗的个别诗句和基本倾向给徐志摩“定性”。但是,思想驳杂的徐志摩的确也有过相当闪光的思想火花。他曾经热情赞美过苏联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他在这篇题为《落叶》的讲演的最后用英语所呼喊的“Everlasting yea!”(“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应当说是真诚的。
  徐志摩为世所诟病的《秋虫》、《西窗》二诗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也就是这一年,徐志摩在五三惨案当日的日记中对时事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志摩日记》)同年七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①又,在纽约致安德鲁信:“内战白热化,毫无原则的毁灭性行动弄到整个社会结构都摇动了。少数有勇气敢抗议的人简直是在荆棘丛中过日子……”②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陆小曼信,谈旅途中见到劳苦者生活状况时的心情:“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冲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③  
  ①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
  ②同上。
  ③同上。 

  “听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兽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海波他不来吞我,
   我爱这大海的颠簸!”
   在潮声里,在波光里,
   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
       蹉跎,蹉跎。

  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可以对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可以极有兴味地谈论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①。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地受到了忽视。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  
  ①徐志摩:《巴黎的鳞爪》。 

  五

  建立在这样一种并不全面的认识基础之上,否定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的地位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改变一种旧观念和建立一种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是承认诗人作为人,他有自己的素质(包括他对人生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以及可能有的局限,并且承认产生这种现象是自然的。诗人作为一个易于受到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条件影响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前进或后退都是可以理解的必然。
  我们要求于诗人的首先是真。真正的诗人必须是真实的人,作为社会的人。这本身就先天地意味着“不单纯”。要是我们以这种观念看徐志摩,那末,在徐志摩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矛盾、不单纯,正是作为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我们不妨进一步论证:处于徐志摩那样的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因长期的闭塞而对世界上的事物怀有新鲜感,他们的广泛兴趣和不及分析的“吞噬”,不仅是求知欲的显示,而且体现了“寻找药方”的热情。所谓的——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
   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①此诗发表于1925年8月17日《晨报·文学旬刊》。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叙述型抒情诗在徐志摩诗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海韵》即是其中一首。在这类诗的写作中,作为叙述的语言无可避免地对阅读构成一种逼迫。这种逼迫来自现代诗——因为在传统的叙述诗中,比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中,叙述语言与抒情语言从不同层面出场、一目了然,而叙述所叙之事是已然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而在现代诗,比如徐志摩这首《海韵》里,叙述语言和抒情语言二位一体,只有全盘通读之后才能定夺语言的叙述功能。况且,更本质意义的区别在于,现代的叙述型抒情诗叙述所叙之事,并非一种直接生活经验或可能用生活加以验证的经验(当然并非不可以想象)。
  《海韵》这首诗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
  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抒情倾向,意象的简洁清澈,情节的单纯和线性展开,当阅读结束时,完整的情节交待才把诗意表达予以拢合。单身女郎徘徊——歌唱——急舞婆娑——被淹入海沫——从沙滩消失。这并非一个现实中失恋自殁的故事。然而,说到底,徐志摩又用了这样或类似这样故事的情节。徐志摩的这类诗仍是接受了传统叙事诗的基本构思模式,即人物有出场和结局,情节有起伏高潮。但是,这个人物是虚拟化的人物,这个情节是放大的行为“可能”。在《海韵》里,单身女郎并不要或可以不必包含生活意味、道德承诺、伦理意愿,她既不象刘兰芝也不象花木兰,也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某一个”,她只是一种现代生活中的“可能”,因此,这个她的徘徊、歌唱、婆娑、被淹和消失,只不过是“可能发生的行为过程的放大。”这正是《海韵》的全新之处。女郎、大海和女郎在大海边的行为事件都由于是悬置的精神现状的象征而显得格外逼迫、苍茫。由于象征,叙述语言能指意义无限扩张,整首诗远远超出了传统叙述诗的诗意表达。虽然《海韵》的语言相当简洁单纯,其包容的蕴含、宽度和复杂性却可以在阅读中反复被体验、领悟。
  在第一节中,散发的单身女郎徘徊不回家,令人牵念,而她的回答仅是“我爱这晚风吹。”大海如生活一样险恶,又永远比生活神秘,它的永恒性令人神往。远离生活的孤独的女郎要求“大海,我唱,你来和”,其要求不仅大胆狂妄,而正因其大胆狂妄,对永恒的执著才显坚定。因此当恶风波来临,她要“学一个海鸥没海波”。海鸥是大海的精灵,精神和信念是人类的翅羽,女郎虽然单薄,她的信念却坚定不移。但无情的大海终于要吞没这“爱这大海的颠簸”的女郎!与大自然和永恒的搏斗是一场永恒的搏斗。女郎的“蹉跎”由此变得悲凉。然而,难道女郎真正被击败、彻底消失了吗?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老人空手而归,“人是不能被打败的”精神却从此充满了人类心灵。茨威格的散文名篇《海的坟墓》以音乐的永恒旋律讴歌了人类不灭的追寻意志。徐志摩的《海韵》终于以急促的呼寻、形而上的追问、浓郁的抒情将全诗推向高潮,留给读者的是广阔的、深远的思想空间。
  “女郎,在哪里,女郎?/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寻求过,搏击过,歌唱过,因此才称得勇敢,因此仍将被讴歌,再成为追寻的源头!《海韵》是在最后一节杰出地完成了海的永恒韵律的模仿。
  徐志摩《海韵》构思对传统叙述诗模式的借鉴或许使他最终没有创构一种新的叙述抒情表达方式,这当然是很大的遗憾。但就《海韵》这首诗而言,表达方式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方面诗人对诗歌的“故事性”有着倾心的迷恋,另方面他又并没有以叙述者“我”的方式在诗中出现,他不但不对“我”作出表达,而且将我隐在整个故事后面,让故事在两个人物的抒情对白中从容不迫地展开。这样,就使叙述型抒情诗的诗意表达有了双重效果,一面是故事中人物自身的抒情,另一面是叙述诗人强烈的情感领向。《海韵》五个部分各自独立的抒情效果不可以忽视,而各个独立部分的抒情最终在结尾处汇合,与诗人的思想意向、抒情合为交响就形成了抒情高潮。
                           (荒林)

  这当然表现了他的惶惑。但是,这惶惑却正是“风来四面”的急切间,难以判断与选择的复杂局面所造成。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地有一种以学业报效国家的热情,徐志摩无疑也怀有这样的信念。一九一八年,徐志摩离国后曾作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徐志摩曾经作过《自剖》、《再剖》。他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
  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象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文化性格:一种新的融汇

  从清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向着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的觉醒。由于长期的闭锁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外来文化时一般总持着一种“拿来”实用的直接功利目的。更有甚者,他们急于把这一切“中国化”(有时则干脆叫做“民族化”),即以中国的思维观念模式急切地把外来文化予以“中国式”的改造。因此,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拿来就用”、“拿来就走”,很少能真正“溶入”这个交流,并获得一个宽广的文化视野,从而加入到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的闭锁性,限制了许多与西方文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们的充分发展。徐志摩在这个变流中的某些特点,也许是我们期待的。他的“布尔乔亚诗人”的名称,也许与他的文化性格的“西方化”有关。这从另一侧面看,却正是徐志摩有异于他人的地方。在新文学历史中,象徐志摩这样全身心“溶入”世界文化海洋而摄取其精髓的人是不多的。不无遗憾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暂,他还来不及充分地施展。但是,即使在有限的岁月中,他的交游的广泛和深入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一九一八年夏,徐志摩离国去美。一九二○年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离美赴英,一心要跟罗素学习。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这个愿望因罗素在剑桥的特殊变动而未果。但次年他还是与罗素会了面。
  徐志摩于一九二二年会见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这次会见留给他毕生不忘的记忆。“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我与你虽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也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从《哀曼殊斐儿》中可以看出他们由片刻造成的永恒的友谊: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
  ……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雾似的永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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